敦煌莫高窟外景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阳朔二年传车簿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其上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6种文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就盛赞敦煌：“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敦煌：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甘肃省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先后定居过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嗢末、苏毗(孙波)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发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榅)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

　　正因为敦煌是多民族共生之地，所以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6万余件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万余件，另有突厥文、龟兹文、焉耆文、摩尼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等外来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今敦煌地区现存的700余洞窟中，大约有1/3为少数民族人士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开凿的，尤其是1036年沙州归义军政权灭亡以后的晚期石窟，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更加彰显。

　　敦煌石窟以唐朝灭亡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其中晚期石窟向称难治。这一时期敦煌民族更迭频繁，宗教思想和信仰也都有很大变化，与之相伴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贯穿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应首推回鹘。回鹘从9世纪中叶起即活动于敦煌一带，13世纪下半叶，来自中亚的蒙古人入居河西，与回鹘水乳交融，至明初发展成新的民族共同体“黄番”，即今天的裕固族。裕固族先民在敦煌活动频繁，大量营建石窟，许多所谓的“西夏窟”其实都是裕固族先民在11至14世纪间营建的，参与营建者既有构成裕固族主体的回鹘人、蒙古人，也有西夏人、吐蕃人、汉人，更有史书未见记载的其他民族。

　　1988年至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清理，出土文献众多，其中108项文献年代比较明确，属于元代者占88项，其余时代仅占20项。在出土的元代文献中，以回鹘文数量最多，占36项，其次为蒙古文，占25项，继之为藏文(吐蕃文)，占8项，再次为汉文，占6项，其余依次为西夏文占5项、八思巴文占3项、梵文占2项，还有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如此多样的古代文字并存于莫高窟北区，体现了当时敦煌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文化的多样性。

　　更能反映元代敦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实物资料是敦煌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碣石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保存基本完好，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在六字真言外围有95位功德主的题名，其中以蒙古人居多，还有其他民族，如藏族，以及回鹘人、西夏人，更有来自西域的人士，如哈只、答失蛮等。总而言之，该碑之立应有多民族人士的参与。

　　敦煌文化：东西方交往交流的典范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东西方交往的历史资料，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该书为高丽人慧超入印度朝圣的旅行记录，不仅记载了印度、西域的宗教与风情，而且还记载了通往大小拂菻即东罗马的道路。在敦煌文献中不仅有“波斯僧”的记载，而且还有波斯星占、波斯医药的记录，反映了波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系。《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和《沙州图经》中记载了粟特人、吐蕃人、萨毗人等在罗布泊地区的活动。敦煌研究院藏《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记录了波斯、葛逻禄等民族在敦煌的活动，其中还有很多来自波斯、印度、中亚的物产。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也含有丰富的中外交往资料，如“胡锦”“番锦”“毛锦”在这类文书中就很多见，这些都是从外面输入的丝织品，可与敦煌壁画中波斯连珠纹服饰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具有萨珊风格特点的织锦标本进行对比研究。

　　敦煌各族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代敦煌，作为西出中原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华戎集聚的重要都会。当地既有羌、小月氏等族群栖居，亦有原居敦煌后迁徙至中亚的乌孙、大月氏等族频频出入敦煌，与汉王朝交往，更有匈奴人频频在敦煌一带活动。从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汉简可以看出，汉政府在敦煌郡下设阳关与玉门关，并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部都尉，加强对敦煌诸地及中外交往方面的管理，此外还于酒泉、张掖等地区设立五属国以安置羌人、小月氏人、匈奴等族。针对敦煌等地的民族分布状况，汉政府在河西设置各种官职，以加强对敦煌等地各族的管理，而且在敦煌郡府设立专门的翻译人员，以沟通各族之间的联系。

　　悬泉置遗址发现的3万余枚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大多与中西交往密切相关，举凡汉朝官员出使西域、公主出嫁和亲以及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有关地区和国家前来中原进贡、受封、觐见、通使等都在简牍中有所反映，极大地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始于宋代毕昇，为泥活字。后来，人们又推陈出新，先后创造出木活字、锡活字等。从考古资料看，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仅1个世纪左右，西夏地区就已经在熟练地应用木活字印刷书籍了，比元人王祯使用木活字要早一百多年。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81窟(今464窟)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木活字，共有960枚之多。后来，俄国人奥登堡又于北区发现了130枚，再加上敦煌研究院旧藏的6枚和近期在莫高窟北区B56、B59、464等窟中新发现的48枚，共有活字1144枚。回鹘文木活字的创制，应受到毕昇泥活字的影响，进而推陈出新，创造出或者说是进一步发展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所掌握的印刷技术进一步传向西方。在古今维吾尔语中，印刷一词都用bas表示。有意思的是，在波斯—伊朗语中，与印刷术有关的语词，大多都借自维吾尔语的bas词根，这说明伊朗的印刷术应是由回鹘人西传过去的。

　　综上所述，自先秦两汉以来，敦煌就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各民族在这里或畜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不管是汉人掌权时期，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都非常重视汉文化，并注意发展本民族文化，而且很重视不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同时致力于丝绸之路大动脉的畅通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使敦煌充分发挥出丝路咽喉之地的作用。由于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开发建设，共同缔造出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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