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拔草的季节，河湟地区的女子身着彩衣，在麦田上扬起高腔，唱出一曲曲清脆悦耳、野气十足的“花儿”。歌声在沟里野外、岗前山后弥漫开来，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黄河与湟水、大通河在青藏高原东部奔腾而过，形成了富饶美丽的河湟地区，孕育出了黄河四大文化之一的河湟文化。
河湟花儿，就是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交融而开出的灿烂之花。
▲花儿“唱家”一展歌喉、尽情演唱。（图片来源：中国民族报）
01 河湟花儿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明万历年间，游宦西北的山西人高洪在其《古鄯行吟》中就写道：
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这是迄今发现描写“花儿”的最早的诗歌，形象地再现了古鄯镇的田园风情图。
▲如今的古鄯镇。（图片来源：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和新疆回族聚居区的一种民歌（高腔山歌），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两千多年的农耕生活中，河湟地区人民创造了数百种花儿曲令、数万首花儿作品。
青海作为河湟花儿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花儿的故乡”“花儿的海洋”。
青海省的四大花儿会——海东市乐都区瞿昙寺花儿会、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互助县丹麻花儿会和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青海，作为曾经的羌中道、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相辉映。
回溯历史，河湟花儿正是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而产生的，最终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河湟花儿中，随处可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
02 多民族共同传唱的河湟花儿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最能显示出地方历史文化的神韵。
河湟花儿使用西北次方言区的各地汉语方言演唱，却能为河湟地区多个民族所接受并共同传唱，传达出独特的民俗情趣。
河湟地区的藏、土、撒拉、蒙古、保安等民族，虽然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及用民族语演唱的民歌，但受地理和历史环境等因素影响，这些民族形成了“在家说民族语，外出说汉语”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够用河湟地区的汉语方言来唱当地流行的“花儿”。
▲河湟文化艺术节上各族同胞一起表演节目。（图片来源：新华网）
河湟花儿大约形成于元末明初，而藏、土、蒙古、回、撒拉、保安等民族的先民，在那个时期已进入河湟地区。各民族在日常的经济、文化、生活中不断交往，相互影响。
久而久之，这些民族也把本民族的民歌音调、民族语言特色、民族习俗的因素融入“花儿”之中，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花儿”。
这样的融合使得“花儿”成为河湟地区各民族共同珍视和传唱的文化遗产。
河湟花儿曲令非常丰富，已经搜集整理的达250多种，如水红花令、白牡丹令、孟达令、河州令、马营令、门源令、湟源令、伊阿伊令、土族令、下四川令等。
这些花儿有的高亢，有的委婉，有的欢快，有的哀怨，真切地反映出河湟地区各族人民淳朴、豪放的性格特征。
▲表演花儿的孩子们。（图片来源：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值得一提的是，河湟花儿中还有一种独特演唱形式，它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融合在一起，被称为“风搅雪”花儿。
这类花儿常将汉语和藏语、土语、撒拉语、蒙古语等混在一起，巧妙地使两种语言的韵脚相押（押方言韵脚）、节奏合拍，别出心裁地表现出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为“花儿”增添了别样的风味和魅力。
汉语和藏语相混：
青石崖头上的清泉儿，
达恰恰孜个曲通果格；（藏语音译，意为“一匹匹花马饮水哩”）
我这里想你着没法儿，
敲得那其雪果格？（藏语音译，意为“你那里做啥着哩”）
汉语和蒙古语相混：
手里拿的是西呐哈，（“西呐哈”为蒙古语音译，意为“勺子”）
奶子哈拉拉里舀下；（“拉拉”为地方方言，意为“小木桶”）
腿肚子软着没办法，
就活像绑给的搅把。
“风搅雪”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和文艺演唱形式，不仅是语言和艺术的创新，更是各民族长期和谐共生、文化互鉴的生动写照。
03 河湟地区的历史变迁与民族交融
历史上，将黄河与湟水两条河流并称，始于汉武帝时期。两汉史籍记载的“河湟”，是确指黄河、湟水两条水道。
▲湟水河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直至唐代，“河湟”一词才逐渐从单一的河流专名转变为一个地理名词，通常泛指唐与吐蕃征战中丢失的唐西部故地，但地理位置并不明确。
宋代典籍中，河湟指称的地域逐渐缩小。到了明代，“河湟”已经基本固定下来，指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等三河之间的广大区域。
河湟地区的史前人类文明极为丰富。1980年夏，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贵南县发现的拉乙亥遗址，是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马家窑文化在河湟地区绽放出夺目光彩。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具，造型精致、图案优美，生动描绘了那个时期先民的居住、劳动、娱乐场景。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研磨器。（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
大约在商朝时期，位于河湟地区的喇家聚落文化标志着该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群落。不幸的是，这个群落在一次洪水灾难中被毁灭，有学者不无遗憾地将其称作“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现已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资料图）
历史上，河湟地区一直是中央政府控制范围的边缘地带。西汉宣帝年间，名将赵充国上奏“屯田十二便疏”，开始了中原将士在河湟地区屯田驻兵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同时也是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其中，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为生的辽东慕容部鲜卑族的一支，经过长途跋涉迁至青海河湟谷地，在经年累月的发展后建立了吐谷浑王国。
▲都兰古墓壁画——吐谷浑的生活场景。（图片来源：丝路遗产网）
公元4世纪末，鲜卑秃发部在湟水谷地建立了南凉国后，从河西走廊迁徙大批汉族人口到河湟从事农业生产，并设立学校，选拔人才，开科取士。大批豪强士族和俊杰之士加入了南凉政权，汉文化及中原政治制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河湟文化的发展。
隋统一全国后，在河湟设鄯、廓二州。唐袭隋制，进一步开发河湟，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成为陇右节度使的驻节之地。
那时，以乐都为政治中心的陇右地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称。
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河湟地区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吐蕃借助河湟这一通道吸收汉文化，同时又把自己的文化传播至河湟，促进了河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唐蕃古道示意图。（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玉树贝纳沟内的大日如来佛堂内摩崖造像，是在吐蕃高僧益西央主持下，汉藏工匠共同参与完成，为唐蕃交流的历史见证。（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北宋时期，河湟地区的局势颇为复杂。适值宋神宗即位，王韶出现了。王韶“客游陕西，访采边事”，上《平戎策》三篇。神宗皇帝对开边河湟的计划大为振奋，因此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的机宜文字，让他去河湟实施平戎之策，从而拉开“熙宁开边”（河湟开边）的序幕。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率大军跋涉一千八百里，收复熙、河、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
虽然北宋经略陇右河湟地区的目的在于西夏，但客观上，为河湟地区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并通过“茶马贸易”与“贡赐贸易”等形式，推动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吐蕃与汉人、党项人杂居于河湟，相互交往、通婚，呈现出了民族融合的局面。
▲青海省博物馆“河湟开边”展厅内的文物展出。（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元代开始，大批蒙古人进入西北地区，蒙古大军中还有众多来自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色目人。由于军事、政治和经商等原因，这些色目人最终选择定居在今天的河湟地区及其周边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当地的汉族及其他民族通婚，共同生产生活，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河湟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的回、东乡、保安等民族。
明、清两朝的统一强盛以及相应的民族政策，使得河湟地区形成汉、藏、土、蒙古、回、撒拉、东乡、保安等十余种民族共居并存、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格局。
▲撒拉族篱笆楼。（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河湟走廊呈“丁”字形，这里是联系中原与西藏的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带，也是中外交通、民族交错的地区，天然成为多种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熔炉”。
▲如今河湟地域的划定。（图片来源：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在河湟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书写了民族交融的壮丽篇章。河湟花儿如同一条纽带，连接着各民族的心灵，见证着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为后人讲述着河湟地区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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