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昆仑”既是地理学观念，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国家认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由“河出昆仑”阐发的“山河一体”“同源共祖”等价值观，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潜移默化地成为共同的文化精神，浸润着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理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滋养。

　　“黄河之水天上来”：

　　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同根同源

　　昆仑山脉是中华大地的骨架，黄河为中华地理的重要血脉。昆仑山脉与黄河水系延伸辐射中华大地，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地理空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早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就是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华先民在这里对客观世界不懈探索，对自身起源逐渐认知表达，形成黄河文化，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不断衍生发展。

　　昆仑是中华大地万山之祖、河岳之根，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交融互鉴、开放包容的重要映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同根同源、相生相伴，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从地理位置看，两者既有重合，也有不同。昆仑在地理维度和文化维度上，位置都在我国西部，自西汉起，西域南山、青藏北部诸山脉先后成为昆仑山脉体系代表。“黄河落天走东海”，黄河的位置则更偏向东，发源于青藏高原后向东流经9个省（自治区）。从文化内涵看，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融合吸收了各自区域内的文化，闪耀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

　　黄河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崇高而神圣的地位，“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昆仑正是这个“天”。“昆仑”一词有“天”的内涵，早在先秦时，中华先民就认为昆仑是天下最高大的山，是“天地之中”，是天柱，也是登天的阶梯。“河出昆仑”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山海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论衡·异虚》也指出：“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寻访昆仑山，其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寻访黄河源头。

　　“河出昆仑”“山河一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深入人心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情结，寄托着人们关于美好与神圣的向往，以及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崇高理想。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深深影响了中华儿女的人格和气质。

　　屈原在《九歌·河伯》中借河伯之口高呼：“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在昆仑山上瞻眺，但见黄河之水浩浩汤汤；李白写下“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诗句，可见“河出昆仑”理念早已深潜其认知层面。神州陆沉之时，“山河一体”“山河永固”的信仰和共同价值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强大来源和动力。《淮南子·览冥训》说：“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因为有昆仑的不竭滋养，黄河之水必能奔腾入海。

　　探寻昆仑：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标识

　　昆仑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具体位置却没有确实详细的记载，“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后来，在各民族的共同探寻下，黄河源头和昆仑山的位置才最终得以确定。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总体呈阶梯状分布，上古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后引发洪水漫天、江河东流，这被中华先民想象为“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先民认为，昆仑处于作为高处的西北方位。这一观点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古籍中都有体现，为最终确定昆仑的具体方位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通过与当地民众的交流，认为于阗多出美玉，符合昆仑“玉山”特征。汉武帝按照他的报告并结合古籍，将于阗南山和葱岭（帕米尔高原）定为昆仑，将黄河源头确定于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河出昆仑”的传说落到自然地理实体上，更是由中央政权出面明确了对西部疆域的认定。

　　隋炀帝征讨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为“河所出”。河源郡设在积石山以西，已经非常接近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源头。这表明在与西北地区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地区对河源昆仑的这一重大地理问题的认识渐趋明晰。

　　唐代，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李道宗持节护送，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在黄河源头、昆仑山下，汉藏结成“和同为一家”的甥舅关系，留下流传至今的民族团结佳话。

　　元代，凉州会盟推动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在中央政权的组织下，都实等人勘察河源，将其确定在青藏高原的星宿海。同时代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关于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以及星宿海地貌的记载。

　　清代，中央政权通过大规模地理勘测和地图绘制，第一次比较清晰地发现和勾勒出逶迤浩茫的昆仑山系。康熙年间，拉锡、舒兰一行奉命探寻河源，称“星宿海之源，小泉亿万，历历如星，众山环之……（众山）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乾隆年间，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奉旨“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测绘青海、西藏地图。这次勘察明确了黄河河源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乾隆命令编撰《河源纪略》，绘制《黄河源图》。

　　自古至今，中华先民为探寻河源、探求昆仑山作出不懈努力，最终共同确定了昆仑的具体位置，并逐步形成了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同根同源”“山河一体”的思想。我国历代对昆仑、河源的执着探求绝非偶然，而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精神情结的直接反映。昆仑所在、河源所在，不仅是中国地理坐标，更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标识。

　　“山河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涵养源泉

　　“山”与“河”都是中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根源性文化符号。昆仑与黄河“山河不可分”的源头观念，濡养着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与人文思想，浸润着千年不变的“大一统”理念。“山河一体”“包容多元”的价值观贯穿古今，体现了中华儿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河出昆仑”“山河一体”是各族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现着一个王朝“承续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古代中国，黄河、昆仑是王朝国脉、龙脉的象征，具有国家主权、国家形象等政治文化意义。黄河源头在哪里，昆仑就在哪里，“山”与“河”密不可分，“山河”就是国土，“江山”就是国家。周穆王西巡昆仑的故事发生在今河套地区，说明“河出昆仑”也是西戎先民的精神情结。

　　我国自秦开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祭祀黄河、探寻河源被视为国之大事。元世祖忽必烈说起黄河，认为“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清代“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正面、背面分别刻有乾隆皇帝的宝玺和御制诗。对黄河源头、昆仑文化的重视，可见元、清等王朝对“天下”“一体”“大一统”等价值观念的追求，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与主动融入。

　　各民族共同探寻河源昆仑的过程，也正是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程。历朝历代都在能力范围内探寻河源，尤其在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盛世中，由于疆域广阔、边疆安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政府组织大规模探寻活动具有更好的保障和条件。元代的女真人都实通晓多民族语言，才得以带队勘察河源。清代探寻河源的拉锡、舒兰、阿弥达乃至编纂《河源纪略》的纪昀等人，来自蒙古、满、汉等多个民族，共同完成了对母亲河根脉的探求。

　　纵观中华民族文明史，“山河一体”的价值观念处于基础和重要地位，中华文明始终以“一体”“一统”“大同”为最高目标和终极指向。这种多元凝聚的“一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价值观念。正是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民族才能彼此杂糅血缘、共享历史和文化记忆，融为具有政治内聚力的中华民族实体。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弘扬“昆仑”“黄河”等根脉文化，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为丰富中华民族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多滋养。

• 前一则: 心有猛虎 细“绣”蔷薇
• 后一则: “团结花开彩云南——主流媒体云南行”活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