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牛橛造像记》，为北魏时期“龙门二十品”之一，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

　　　▲陕西师范大学坚持18年用毛笔手写录取书写通知书，其中“录取通知书”五字集字于颜真卿书写的传世碑刻《多宝塔碑》。

　　　　　　　　　　　　　　　　　　　　　　陕西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说起中国书法，大家对魏碑应该不陌生。魏碑书法是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字形横撇开阔，整体扁平而不失动感，自由奔放，不拘一格。魏碑书法不仅融合了北方民族文化的粗犷朴拙和中原文化的深邃含蓄，还吸纳了当时的美学观念和宗教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康有为在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中对魏碑的赞美可谓滔滔不绝，一口气列举了“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成于隋、盛于唐的唐楷，则是在积极吸收借鉴魏碑的端庄舒展和行书的洒脱自如的基础上，延续“六朝碑版”的传统，走向雅正、雅化，最终形成“外晋内唐”的唐代新书风。

　　从魏碑到唐楷，是中国书法基础技巧和精神文化的绵延传承，也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书法特点的呈现，更是各民族文化融通互鉴的生动体现。

北魏皇室墓志的“官方”字体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尤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形成的体势上以“斜画紧结”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书体为代表。因其最初成熟于洛阳地区，故又称“洛阳体”。魏碑书体行笔速起急收、点划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钩趯力送、撇捺重顿的特点，与当时南朝和后世的楷书有着明显的区别。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改革大业的点睛之笔，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更是一次文化上的大胆拥抱。北魏、北齐、北周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方面的改革，均是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接受与推崇，民族融合不仅是血脉上的相融，更是文化上的认同。

　　自入主中原，北魏便开启对中原文化的全面学习。而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生动地传递着时代的脉动。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魏碑书体开始流行，其以刀刻斧凿的力度，记录着功德与历史，更将北魏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魏碑书体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既融合了北方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又保持了中原儒家的温文尔雅。魏碑书体笔划严谨而又不失灵动，兼具隶、楷两种书体的神韵，为中国书法传承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魏碑书体自其诞生伊始，便与十六国、北魏早期的政治生态、民族交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太和年间臻于大成，在东、西魏走向分裂之际趋于没落。魏碑巅峰之际的代表作有相当部分为元氏墓志，而元氏则是北魏皇家拓跋氏在全面学习中原文化后所改汉姓，诸多元氏墓志承载着的正是彼时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史实。

　　至今，已发现200余通北魏元氏皇室墓志。这些墓志碑文如同一篇篇精彩的传记，讲述着北魏皇室拓跋家族成员的生平故事。虽然北魏皇室是鲜卑人，但“元氏墓志”却用汉字书写，以魏碑这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向世人宣示他们对文化融合的开放态度和积极行动。

　　北魏鲁郡太守张猛龙，虽然史料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但魏碑代表作《张猛龙碑》却让他的名字流传千古。《张猛龙碑》不仅记录了张猛龙的家世，还记述了他在担任鲁郡太守期间致力于教化百姓、推动教育、促进文化融合的政绩。

　　　　　　　　　　　　　　　　　《张猛龙碑》拓片局部。（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张猛龙碑》上无撰书人姓名，但后人对碑文的书法造诣一直津津乐道。此碑文书法被后世誉为“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对唐朝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产生了深远影响。碑文整体给人以端庄静穆之感，细看下来，字的大小差异令人惊叹。大字和小字有的相差数倍，这种变化不仅丰富了字体结构，也为章法带来了无限可能。

　　魏碑书法多刻于碑石之上，众多创作者为民间书法家，说明这种书法形式不仅在皇室中流行，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康有为更是由此提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的论断。

“外晋内唐”启新风

　　南北朝统一于隋后，魏碑书体同南朝书法融为一体，形成成熟的楷书。发展到唐代楷书，则具有符合时代的特征：法度谨言，堂堂正正，气宇轩昂。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得到空前发展。在这一时期，楷书艺术达到巅峰，涌现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一大批著名书法家，这也使得唐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唐代，楷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书体。唐代在继承和发展前代书法精髓与风貌的基础上，对楷书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并在各级官署及制度层面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楷书的稳固地位。弘文馆的书法教师，如虞世南、欧阳询等，在唐朝甚至域外都引发了显著的“名家效应”。

　　当然，唐楷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积极吸收借鉴前朝魏碑书法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最终走向雅正、雅化的一种书法风格。唐楷受到唐代社会文化、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展现了中国书法的深厚底蕴和无穷魅力。这种风格的形成，也是对前朝文化的认可和继承。欧阳询的字里行间皆见魏碑之遗风。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称其书法：“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欧阳询的楷书笔画清刚，结构险峻，且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楷书风格迥异，后世称为“欧体”。

欧阳询《皇甫诞碑》清代拓片局部。

　　唐楷以其严格的规矩、完备的法度和繁复的风格，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唐楷的多样性也体现在不同书法家的作品中，每位书法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技巧，从而造就了楷书艺术的丰富多彩。

书文相承连古今

　　唐代至清代，楷书一直在碑刻中占据主导地位。至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碑刻的研究和创作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不仅楷书继续发展，而且其他字体如行书、草书等也开始在碑刻中出现，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文化的繁荣和书法发展的多样化趋势。

　　清乾嘉之后，出现了魏碑书法的复兴。书画家郑板桥、金农、邓石如、何绍基等都从汉魏南北朝碑版中吸取丰富的养分，创造出各自书体的新面貌。而阮元、包世臣所著《南北书派论》《艺舟双楫》，为汉魏南北朝碑版大造舆论。因此，碑学中兴，涌现出一批碑派书法家。同时，金石学兴起，这也为碑体书法的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碑刻书法除汉碑外，主要就是魏碑书法。这段时期可谓书法史上又一次魏碑书体的流行时代，不少人以擅长魏碑书法而闻名于世。在《广艺舟双辑》中，康有为写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当然，清朝的魏碑书法已不是一千余年前魏碑书法的简单再现，它是清朝的魏碑体，其特点是以楷书的笔法来写魏碑字体，这是楷书流传、发展一千多年后的结果。清朝书法家把这两种书体揉合得极好，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美感。民国承清末遗风，魏碑书法仍很流行，但已不如清代的异彩纷呈、人才辈出。

　　魏碑与唐楷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同时也是相互促进与弘扬的关联。魏碑为唐楷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借鉴，而唐楷则在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楷书艺术，使得中国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新的高度。这两种书体的演变与发展，映射了中国书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变与人文影响的交织，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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