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任务与新使命”专题研讨会在辽宁师范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由中国民族史学会、辽宁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阐释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报在此摘登部分发言。
——编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上展出的“二十四史”。石建杭摄
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史观：国家统一与民族交融——重温白寿彝先生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师范大学原校长 朱诚如
1986年7月25日至29日，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召开。会议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提议，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院校和辽宁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辽宁师范大学承办。国内（包括香港）与海外（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120多位学者莅会。我非常荣幸地主持了大会开幕式，白寿彝先生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
从1979年开始，白寿彝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白先生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阐释和总结，特别是他对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以及历史上各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精到见解，引领了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正确方向。38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一报告，仍然令人振奋。
他在报告中，首先强调历史传统的能量，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动力。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传统，这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存在的力量。”我们今天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强调“历史传统的能量”，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能量动力，解读中华民族历史。白先生说：“古往今来，一条线下来，互相联系，就可以把历史工作变成现实工作。”也就是说，历史工作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振兴中华民族而研究历史。
第二点，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即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经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大部分中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白先生在强调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提出，不能认为某一个社会、某一时代，只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这个看法不利于我们对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面了解。他举清史为例，指出清代“封建制度是主要的，但同时还存在八旗制度，甚至比较早的社会制度还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奴隶制都还有”。因此，我们“在讲某一历史制度时，一方面要重视主要的生产关系，同时还要注意其它同时存在的生产关系，这才有助于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科学地说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由较低级的社会形态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率先开发拓展和统一边疆地区，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伴随新的少数民族融入，新的边疆地区和民族纳入。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石。
第三点，也是报告的主体部分，就是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是篇幅和内容最多最丰富的部分。白先生首先强调，看民族关系，不能单从一个阶段上看，而要从整个历史上看，“总的讲是走向进一步统一、进一步团结”。白先生认为，“团结”即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主流。各民族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文明传播、内向凝聚、民族迁徙、错居杂处、互相通婚、渗透同化等各种途径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从而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白先生并不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指出“民族间矛盾发生冲突，一部分由于野心家的统治欲望，一部分由于彼此认识上的隔阂。经过一次大的冲突，向团结迈进一步。民族关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步比一步团结”。这一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当中的许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报告的第四部分讲断代史与皇朝史关系，主要是讲清朝的历史，非常精辟。他认为，“清史是指清统治中国时期的各民族的历史。专说是满族历史是不对的，专说满汉关系也是不对的，还要说各个民族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白先生在38年前的卓见，与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所谓清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闭口不谈康雍乾三代帝王中华传统文化的高水平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清朝从其祖先肇兴之日起，无论是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还是海西女真，在满族形成过程中都离不开明朝在政治上的扶持和经济上的扶助，进入中原以后也离不开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合力。
白先生强调，清朝“满洲贵族当然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统治力量……满族得不到汉族上层的协助，得不到汉族人民的生产，这个皇朝还是支持不下去的。这一点很要紧。”
关于清朝的民族关系，他认为也很有特点，既有结盟，也有战争，但无论如何，总过程是走向进一步民族团结。白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过程的内在因素是什么？这是研究清史的大问题。”对此，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我认为，中华民族“内向凝聚”的凝聚力是最主要的。
正确认识“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李大龙
“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被视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缔造者，但在清代之前并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国号，而最终“中国”却成为其简称，内在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最初的指称“京师”，实际上是“大一统”政治体系核心的另类表述，因为“京师”（王畿）是周天子所在地，“中国”指代周天子在“大一统”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指代这一政治秩序。即便是今天，以首都的名称指代一个国家政府的形式依然是常见的做法。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废除分封而立郡县，皇帝成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核心，而其管辖范围则由于郡县制的推广而拓展到秦朝的整个郡县区域，“中国”由此也就有了指称中原郡县的含义。
秦汉以后，虽然表示王朝国家疆域的概念依然是“天下”，但这一区域由“大一统”王朝国家直接管辖的性质，不仅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反而成为不同政权争夺“大一统”政治地位的象征，长期被称为“中国”。而争夺的胜出者，不仅被称为“历代王朝”，记录其历史的史书（“二十四史”）也被称为“中国正史”。但是，历代王朝的历史并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全部，没有被视为历代王朝的更多政权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疆域和历史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域外势力介入的情况下，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推动着多民族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清朝“大一统”的实践，对境内人群的整合也在持续进行，而且这种整合是与确立清朝统治者“正统”地位的过程同步进行的。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将存在“华夷”“中外”的区分，视为历代王朝疆域不能广大的原因：“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清世宗实录》卷86）因此，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统治者颁布的上谕中，“一体”是经常出现的词语，并通过改土归流、制定法律、边疆建省等一系列措施将“一体”的思想付诸实践，推动着境内人群的整合，客观上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在到自觉的发展提供了辽阔宽松的政治空间，这也是中华民族完成自在走向自觉的基本保障。
总之，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实践不仅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结成了密切的血肉联系的中华民族。观察“大一统”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重要结论：
其一，追求“大一统”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共同的理想，而最明显的结果即是“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历代王朝。但是“大一统”涉及的历代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并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的全部，非历代王朝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合在一起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全部。
其二，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对“大一统”的认同形式是多样的，接受历代王朝册封、保持政治经济联系等也是重要的方式，这也是“大一统”推动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充分体现着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的民族史研究
□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田敏 博士生 殷沙漫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几代人努力，中国民族史研究硕果累累，人才济济，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对新时代进一步做好中国民族史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当前，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学科定位、研究内容、选题方向等方面，还存在研究重点不清、研究方向创新不足等问题，加快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推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转型，促进中国民族史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积极贡献。
在学科归属上，传统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原历史学（现中国史）一级学科、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均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历史学（现中国史）下属于专门史，民族学下属单独二级学科设置。当下，民族学的学科调整转型正在进行，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学科归属也需要重新定位。要在传承保持好传统优势的前提下，按照更好地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要求，开展积极的学科转型，在历史学、民族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中，找准学科定位，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国民族史学科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在研究内容和研究选题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全方位嵌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坚持以“四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研究撰写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的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化史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国通史。在专史方面，坚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研究撰写中华民族共同体主线的族别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的断代民族史、共同性融合性内涵的专题史，包括各民族文化史、区域开发史、社会生活史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阐释这一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厘清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数字赋能中国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 苗威
汗牛充栋的文献、遍布全国的遗址遗存，是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也是我们探源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在数字文明造福人类的今天，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在相关传统资料精准数字化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构建中国民族史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实现民族史相关资源数字化。数字孪生、元宇宙等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客观的研究资源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通过数字化采集，比如利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将采集的文献图像转变成文本，再对文本进行命名实体标注和实体关系建构，形成细粒度数据；利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WebGIS）和遥感技术（RS）建构人文地理知识地图系统，对地理空间内的遗址、文物、地名变迁等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分层管理。在拥有历史厚度、地理精度、数据信度的情况下，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基于传统知识的现代建构，从而回应时代之问。
其二，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先秦典籍中，对各民族有着翔实的记载。《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了舜时居于南、北、东诸边疆的民族；从《史记》至《清史稿》诸正史中，对边疆各民族有专门的书写；其他编年、典志等文献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相关资源。传统研究所依凭的“故纸”，在当代被转换为数据，完备的数字体系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更加科学。而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建构中国民族史知识体系，也是当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工作。
其三，提高数字人文水平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研究以及应用带来了巨大动能，然而这个动能的受力面并不均衡。一些发达国家数字化转型起步早，数据生产能力与规模也较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的数字人文水平与其存在一定差距。用古汉语书写的典籍是中华瑰宝，也是研究各民族发展历史的基础。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等平台皆是由海外发展或赞助的，我国至今仍然缺乏独立完成并运行、能够与之比肩的平台。尤其是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其所输出的“知识”往往存在隐性渗透，使中国民族史知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民族史拥有丰富的材料，具备建构完善知识体系的充分条件，但这一工作任重道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可利用的数据资源与技术平台，文献的获取途径、研究的方法手段、观点的表达方式、学术成果的传播途径等得到了重大更新与改善。运用现代技术构建中国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方面，传统文献是构建中国民族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与源头，但相关文献来源广泛，数据结构多样。要做好精确数据的生产，自主制定数据体系和数据标准，确保知识智能化生产的源头坚实可靠。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文献资源的统合、不同类型数据的融合、不同专题平台的整合，扎实做好数据的基础建设。
另一方面，要加强历史学、民族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实现数据权属向知识自主的有机转化。开发中国民族历史大语言模型，用科学数据实现正本清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运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RAG）解决人工智能在应用层面的弱点，比如“人工”环节因史观与东西方话语殊途所造成的对“智能”的主观引导，“智能”疏离“人工”导致其自说自话等问题，有效提升国际传播力。
创新民族史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维度
□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穆崟臣
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面临着新任务与新使命。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生动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全方位、多角度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要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维度。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思考：
第一，建构数字边疆知识体系是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亟待突破的领域。数字史学是数字中国战略指导下科学技术与历史研究交叉融合所产生的新学科，对推动新时代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具有重视边疆史的传统，边疆地区同时亦是多民族聚居区。数字人文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为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口。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加快建构数字边疆知识体系成为重要而紧迫的时代任务。
第二，跨学科协作是深化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当前，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多个分支领域，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习俗、文化遗产等都进入学者的视野之中。这绝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来覆盖，单一学科也难堪此任，需要整合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地理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需要打破学科、单位、区域界限和“单兵作战”的科研状态，进行跨区域、跨领域合作与多学科、多角度、立体交叉研究，凝聚研究力量与学术资源，进行跨学科、跨地域协同创新。通过跨学科合作，汲取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视角。
第三，民族史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创新。目前，中国民族史学科设置并不统一，有的高校设在历史学专门史中，有的设在民族学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史之下，学科归属不同，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就会有相当大的不同。民族史研究如果要取得更多突破，多学科交叉协作是必然趋势，如此就涉及民族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定位。与此同时，培育新一代民族史研究者的工作也至关重要，要培育更多有志于民族史研究的青年人才。
（编辑：王琪）最新新闻
专题
更多>>
zgmzzjw@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