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5日至29日，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召开。会议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提议，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院校和辽宁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辽宁师范大学承办。国内（包括香港）与海外（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120多位学者莅会。我非常荣幸地主持了大会开幕式，白寿彝先生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

　　从1979年开始，白寿彝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白先生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阐释和总结，特别是他对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以及历史上各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精到见解，引领了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正确方向。38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一报告，仍然令人振奋。

　　他在报告中，首先强调历史传统的能量，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动力。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传统，这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存在的力量。”我们今天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强调“历史传统的能量”，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能量动力，解读中华民族历史。白先生说：“古往今来，一条线下来，互相联系，就可以把历史工作变成现实工作。”也就是说，历史工作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振兴中华民族而研究历史。

　　第二点，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即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经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大部分中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白先生在强调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提出，不能认为某一个社会、某一时代，只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这个看法不利于我们对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面了解。他举清史为例，指出清代“封建制度是主要的，但同时还存在八旗制度，甚至比较早的社会制度还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奴隶制都还有”。因此，我们“在讲某一历史制度时，一方面要重视主要的生产关系，同时还要注意其它同时存在的生产关系，这才有助于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科学地说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由较低级的社会形态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率先开发拓展和统一边疆地区，每一次新的统一，都伴随新的少数民族融入，新的边疆地区和民族纳入。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石。

　　第三点，也是报告的主体部分，就是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是篇幅和内容最多最丰富的部分。白先生首先强调，看民族关系，不能单从一个阶段上看，而要从整个历史上看，“总的讲是走向进一步统一、进一步团结”。白先生认为，“团结”即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主流。各民族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文明传播、内向凝聚、民族迁徙、错居杂处、互相通婚、渗透同化等各种途径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从而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白先生并不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指出“民族间矛盾发生冲突，一部分由于野心家的统治欲望，一部分由于彼此认识上的隔阂。经过一次大的冲突，向团结迈进一步。民族关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步比一步团结”。这一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史当中的许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报告的第四部分讲断代史与皇朝史关系，主要是讲清朝的历史，非常精辟。他认为，“清史是指清统治中国时期的各民族的历史。专说是满族历史是不对的，专说满汉关系也是不对的，还要说各个民族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白先生在38年前的卓见，与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所谓清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闭口不谈康雍乾三代帝王中华传统文化的高水平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清朝从其祖先肇兴之日起，无论是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还是海西女真，在满族形成过程中都离不开明朝在政治上的扶持和经济上的扶助，进入中原以后也离不开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合力。

　　白先生强调，清朝“满洲贵族当然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统治力量……满族得不到汉族上层的协助，得不到汉族人民的生产，这个皇朝还是支持不下去的。这一点很要紧。”

　　关于清朝的民族关系，他认为也很有特点，既有结盟，也有战争，但无论如何，总过程是走向进一步民族团结。白先生提出：“这样一个过程的内在因素是什么？这是研究清史的大问题。”对此，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我认为，中华民族“内向凝聚”的凝聚力是最主要的。

　　（本文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师范大学原校长朱诚如在“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任务与新使命”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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