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今年1月已正式收官，但因为在策划、内容和制作等方面质量上乘，故而余热不断，广受社会各界好评。有考古学者在评述中表示，《何以中国》系统性地追溯中华文明的根基、发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全方位解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笔者认为，《何以中国》是一部用纪录片写成的“论文”，表达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叙事主题；它的主旨是在深刻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并助益于未来中国的构建。

　　勾勒“何以中国”的历史脉络

　　1921年至今，中国现代考古学历经百余年历程，在数代考古学家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之下，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延长了中国历史轴线。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即探源和确认了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人类发展、融合之路，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繁衍、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所。具体而言，旧石器、新石器时期交集之时，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甫现；距今6000年左右，早期中国的轮廓渐趋明确；再到距今5000多年，早期中国形成并走向成熟。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古代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历程，各区域相互影响、交融，锤炼出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特性。这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构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纪录片《何以中国》分为《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8集，既展开一个时间长线，也有空间结构，构建出一个“何以中国”的框架体系。纪录片立足考古发现与古籍文献，夹叙夹议，阐述了史前时期具有“多元一体”基因的“最初的中国”，再至夏商周王国时期和秦汉大一统时期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勾勒出“何以中国”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地理特点及生态条件多种多样，多样的山系、水系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不同族群交流互动，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发展大势，这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历史根脉。纪录片《何以中国》正是通过电视语言，描述了中华先民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展现了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文化风貌。

　　复原历史现场，展现多元一体、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

　　正如中国考古学大家严文明所说：所谓“何以中国”，即用考古实证追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持续发展”的历程故事。

　　仰韶、庙底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代表性器物彩陶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地区，进而拓展到中国的广大区域，勾勒出彩陶文化西进、北扩、东流、南下的壮观图景，这实际上也是人群和文化的互动交融图景。陕西关中地区杨官寨遗址是迄今发现庙底沟文化中最大的环壕聚落，壕内面积达24万平方米，实属罕见。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大型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红山文化陶人，被认为是史前聚落王者或巫者的形象。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人与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造型相近，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与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龙形玉佩形制亦十分相似，反映了西辽河流域与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密切的技术交流与文化沟通。

　　凡此种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所言，“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的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凌家滩遗址的年代距今5800—5300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聚落。从出土的玉石器可见，当时已出现切割、琢磨、钻孔、抛光等技术，基本具备后世玉器制造的大多数技术，是中国史前制玉的高峰之一。同时，葬玉制度亦显示其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良渚遗址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城市体系及庞大的建筑工程量等均表明，良渚时期已处于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当时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此外，良渚遗址还是迄今发现的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社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古代中国文明的新指征。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国家一体形态从原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礼乐制度逐渐形成并向周边地区传播。从考古发掘来看，夏商周时期以尊、盉为代表的青铜礼器，以及有领玉璧、玉牙璋、玉戈等高等级玉礼器，被盘龙城、三星堆等中原王朝腹地以外的方国所沿用，昭示了这一时期中原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更广大的区域。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与三星堆、金沙遗址风格相近的金覆面等，实证了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以及北方、西北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中国北方等地夏商周时期的一些新发现，则阐释了“边地”在古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和影响。陕北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组成，是河套地区一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皇城台”的一系列发现和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陶器、壁画等重要遗物，显示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早期“宫城”的性质。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大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判断，一些文化因素还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区存在双向、多重、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互动。

　　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为古代文献所记载，并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往前推进了近千年。殷墟丰硕的发掘成果反映了商时期系统的文字、成熟的礼制、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高超的科学技术等，使殷墟成为彰显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多元一体特征的标识。

　　周代则进一步发展创造出“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智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人文基调，众多考古成果已经证实。

　　秦汉以降，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逐步建立，中央政权政令畅达，“秦汉一统，四方攸同”。湖北、湖南等地出土的大量秦简，不仅勾勒出秦王朝的国家运行、法律制度、文化风貌等，甚至复原了作为个体、小人物的兵士的一生轨迹。汉承秦制，政令畅达，国力强大，影响日益扩大，对于边疆地区的管辖治理逐步加强。同时，边疆地区深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是云南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从史前时代至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发掘揭示，晋宁河泊所遗址可能为战国至汉代古滇国的国都和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近年来发现的封泥、简牍、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汉代遗存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地区进行有效管辖。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封泥、简牍、文书等资料，为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实证，昭示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这也是从考古学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典型例证。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纪录片《何以中国》将考古发现的中国文明早期起源样态、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与传统典籍中的历史叙事结合起来，大大拓宽了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是“历史之子”，知晓从何而来，才可以更清楚地构建未来。这部“影视化的早期中国文明简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和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路径。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前一则: 奇山秀水之间的寓言
• 后一则: 吉狄马加：用诗歌致敬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