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归流——江淮地区楚文化的东渐”特展在南京博物院举行，展出来自南京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等9家文博考古机构的300余件（套）珍贵文物。展览以“楚文化与长江文明”为纲，以“江淮地区楚文化的东渐”为线，用发源、东渐、滔天、合流、润泽五个部分展现楚文化与长江文明的紧密联系，探讨这一文化如何与其他文化交汇融合、归流于宏大深厚的中华文明的历程。

　　问鼎：楚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鼎是我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礼器，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归一，天下从此一统。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重器，将其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左传》记载，楚庄王借讨伐陆浑之戎，率军至洛水，周定王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所藏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听出了弦外之音，答称，九鼎的大小轻重在德不在鼎，并表示周王室虽然衰弱，但“天命”依旧，不管是谁，还没有到能够“问鼎”的时候。这就是著名的“问鼎轻重”的故事。

　　象征权力的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这次特展中令人瞩目的器物。上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朱家集的战国晚期楚王墓出土了大量青铜鼎，此次参与特展的楚鼎中，便有一件来自寿县楚王墓的太后匜鼎。

太后匜鼎。

　　匜是我国古代盥洗时用来舀水的器具，用于沃盥之礼，为客人洗手之用。楚王墓太后匜鼎通高38厘米，口径44.5厘米，其形制与鼎相似，腹部一侧伸出一个流水用的水口，因此称为匜鼎。鼎腹上部饰一周凸弦纹，足根作兽面状，口沿外侧刻有铭文“铸客为太勾（后）脰官为之”。铸客，即楚国掌管冶铸的官名。

　　鼎是楚人所传承的中原器物之一，楚文化对鼎的重视反映出楚人对中原礼乐制度的传承与学习。楚人的鼎器虽然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但是整体上保持了中原礼器凝重肃穆的特征，装饰着商周以来的兽面纹、龙纹等纹样。

　　展厅中的多件升鼎与公众常见的圆腹铜鼎不同。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鼎主要是竖耳、鼓腹、兽蹄足，而楚人对传统鼎进行改造，突出特点为平底、束腰、外撇立耳。束腰平底的楚鼎，是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一般认为在春秋中期才成熟。本次展览策展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高杰说，“楚式升鼎是楚人在融合中原文明与汉江地域文明的基础上独创的铸鼎形制，是青铜器艺术的一次革故鼎新”。

升鼎。

　　在楚文化里，火与凤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象，他们的先祖祝融是司火之神。火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离”指的是八卦中的南方方位，而“鸾”就是凤鸟。在这次展览中，多件器物上有鸟的形象。立鸟铜盆独特之处在于盆中有鸟，用途异于一般的盆，是用于承接露水，以供祭祀所用。立鸟铜盆展现出楚人绝妙的工艺技巧。此外，一些彩绘的漆器，以黑、红、褐等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凤鸟则是其上的主要形象。

立鸟铜盆。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用音乐来调节人伦是中原文化的传统，楚人完整继承了中原的八音之制，铸造出体量巨大、气魄宏伟的编钟，更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浪漫主义融入乐器中，创造出独特而华丽的传统乐器。展览中的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代表了我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龙凤纹漆豆。

　　来自荆州博物馆的虎座鸟架鼓是楚国乐器的一件代表性器物，一般在楚人的宴饮中与编钟、编磬一起使用。虎座鸟架鼓是一件将漆、雕、绘三种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精美工艺品。彩绘的凤鸟扬首昂然站立，似乎在引颈长鸣；凤的双足踏在虎背之上，作为百兽之王的猛虎则趴伏于地。这一凤与虎的组合形象反映了楚人崇尚鸣凤、向往祥瑞和不畏强暴的精神。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个体型较小的鹿鼓，起引导宾客的作用，两件文物共同反映出楚国对中原礼乐制度的传承。

虎座鸟架鼓。　　　张弛摄

　　东渐：楚对江淮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春秋中叶，楚国东进江淮，直到战国统一江淮，战国后期迁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寿春镇），至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至此，楚国在江淮地区经营长达400多年。楚国东渐，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融，并最终共同归流中华文明。

　　楚人东进的历史是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壮大自身的过程。击败随国时，楚人吸收随人的青铜铸造技术；攻取越国后，越国的冶炼技术为楚人所掌握。更为重要的是，楚人控制了一个重要的铜矿产地——大冶铜绿山。同时拥有矿源和技术，使楚国不但铸造出别具一格的青铜器物，还生产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与农具，为楚国崛起提供巨大助力。

　　在进一步东进中，楚人还吸收吴越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最典型的就是吴越之地的铸剑技艺。展览中所展示的越王不光铜剑、复合铜剑，就是楚人吸取吴越铸剑技艺的成果。

越王不光铜剑。　　　南京博物院供图

　　楚人东进之时，也是不断以自身文化影响其他文化的过程。楚人以自身的水利技术发展江淮的社会经济，由楚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至今犹在安徽寿县持续发挥作用。从今天大别山东侧安徽舒城一带的墓葬可见，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舒人在春秋晚期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一些独特的楚式器物组合也出现在如今江淮一带的墓葬中，江苏苏州吴县何山墓中就出土了楚式的鼎、簠、缶、盘、匜等墓葬器物。此外，考古发现，历史上越人也深受楚风影响，绍兴坡塘战国墓出土的铜器上有楚式铜器常见的蟠虺纹，古墓还出土了大量盘、奁等漆器，而以漆器随葬是楚墓特点。

　　此次展览将湖北荆州出土的战国漆奁盒与江苏盱眙出土的西汉漆奁盒、漆盘放在一起对比展出，两地的漆器在造型、图案上有着显而易见的承继关系。而一组来自徐州博物馆的西汉楚王陵墓文物，如龙形玉佩、“楚侯之印”铜印、鎏金铜熏炉、金带钩等，则更直白地回答了楚文化东渐对江淮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何谓天之时”“凡军之举,何处何去”……这些问题，都记录在来自荆州博物馆的《盖庐》竹简上，字迹清晰，书写工整。这份竹简每章以盖庐的提问开头、申胥的回答为主体。盖庐就是吴王阖闾，申胥即是来自楚国的伍子胥。他们二人通过对话，论述了治民、攻城、管理等思想。1983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张家山247号西汉墓中，出土的《盖庐》竹简引起轰动，楚文化如何影响江淮地区，由这些小小的竹简记录了下来。“每一片简牍的出土，都代表着物证资料的丰富。”高杰说。

　　历史上，楚文化如同长江之水奔腾不息，润泽着江淮地区这片土地。展览通过珍贵的文物，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楚文化的东渐之路，以及它在江淮大地上与其他文化的深度融合。今天，楚韵依然在江淮大地上回响，悠远绵长。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项秉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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