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皆氐类也。”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著名的纪传体史书《史记·西南夷列传》。文中，司马迁把居住在巴蜀以西以南，即今四川西南部、贵州和云南等广大地区的居民称为“西南夷”。自《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广志》等历史典籍也都对“西南夷”设有专篇进行记载。

　　秦汉时期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便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随后，汉代中央王朝也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对该区域进行大规模开发与经略。随着秦、汉对西南地区的设治管理，当地各民族融入统一的国家政权，共同书写“秦汉雄风”的历史篇章。

　　通达道路

　　相传，商代“五丁力士”就曾开凿一条“五尺道”，它是先秦古蜀国的官道，也是古蜀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秦代“五尺道”是对商代“五尺道”的延伸。灭六国之前，秦王曾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秦代“五尺道”的开始。李冰由僰道顺江开山凿岩，遇到难以开凿的绝壁，“乃积薪烧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将“五尺道”一直修通至今天的云南曲靖。对于“五尺道”的具体走向，有学者认为是从成都南下南安（今四川乐山），经僰道、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也有学者认为起自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再入贵州赫章、威宁，最后过云南宣威达曲靖。两种观点虽对于“五尺道”的起点认识不一，但根据其走向可以看出，“五尺道”是沟通蜀地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由于修筑、开凿于地势险峻之处，因此此道宽

　　仅5尺（约等于今1米），但“五尺道”的整修畅通，对于将秦都咸阳与西南边陲联系在一起，以及开发夜郎、滇等地区都具有重要作用。

　　汉初，“五尺道”曾一度被废。至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盛，为维护边疆稳定，便再次在西南地区通达道路，掀起开发热潮。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令唐蒙上奏欲招降夜郎以击南越（今岭南地区）的建议得到汉武帝采纳，中央王朝也由此制定开发西南地区的方针。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唐蒙征发巴蜀士卒治“南夷道”，试图修筑蜀地入夜郎的道路。其后，汉武帝为加强对邛、笮（今四川西昌、汉源）之地的控制，又派司马相如治“西夷道”。司马相如“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零关道”即“西夷道”得以开通。此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往雅安、至西昌、过金沙江、抵大理。

　　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中央王朝派出使者至西南地区，欲寻找从西南途经身毒（今印度）而通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道路，但这一探路行动遭到当地居民“昆明人”的阻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10万“临滇”，滇王归降，“请置吏入朝”。至此，汉朝在该区域设益州郡，并赐“滇王”之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王朝在与当初阻截汉朝使者的“昆明人”激战中亦获得胜利。这些让汉王朝得以顺利打通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昆明、楚雄、大理、保山通往缅甸、印度及中亚各地的“蜀—身毒古道”。至此，西南地区最终形成“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局面。秦汉时期，道路的通达为中央王朝开拓治理西南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产生更加密切的往来，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也逐步深入西南地区。

　　设郡置吏

　　除通达道路外，秦朝开始在西南部分地区设郡置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也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的记载。由此可见，秦时中央王朝已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设治管理。但由于秦王朝统治时间甚短，故而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有限。西南广大地区真正被大规模经略与开发，始于汉武帝刘彻。汉承秦制，颇多增益，进一步推进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汉朝之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治国方略和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其拥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发展环境。至汉武帝初的几十年间，汉王朝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而这一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也使得中原人民同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了解和友好关系得以大大加深。与此同时，西南广大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业交往也一直在私下展开。巴蜀一带的商人经常“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种中原地区与西南边地共同发展的局面，为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深入经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是从唐蒙率军出使夜郎并建立犍为郡开始的。当时，汉朝派唐蒙出使南越。当他得知南越的蒟蒻酱出自蜀地，是由牂牁江（位于贵州省西部）贩运至南越，又得知夜郎依临牂牁江，江水宽广可行船时，便上书汉武帝，欲凭借汉朝的强盛、蜀地的富饶，开通夜郎，设置官吏，从而自牂牁江征讨南越。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命他带兵出使夜郎。唐蒙在见到夜郎侯多同后，向其宣扬汉武帝的威德，同时还给予多同大量赏赐，这一举措获得多同的拥戴。汉朝最终在夜郎设县，又整合部分巴蜀旧地，设立犍为郡。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平定南越，在岭南地区建立起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同年，又设立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公元前109年，在滇池区域置益州郡。经过20余年的开发经营，汉武帝在广大西南地区先后建立17个郡。在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中，这些由汉王朝第一次在民族地区所设之郡被称为“初郡”，如《资治通鉴》中就有“是时，汉灭两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的记载。

　　设立郡县，仅仅是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开端。如何统治管理，从而巩固和促进这一区域的发展，是汉王朝统治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汉朝在西南地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统治策略，在保留原有部族关系的基础上设置郡县，按照部落大小分别授予部族首领王、侯、邑的世系职位，使其服从汉朝法度，接受太守、都尉的羁縻统辖。与此同时，伴随着通往西南地区道路的开通、中央任命的郡县官员的到来，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也得以在西南地区推广。例如水利灌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水稻这种高产作物在西南地区的普遍种植；又如冶铁技术和铁器制作技术也传入西南地区，促进了该地区矿冶业的发展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这些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综观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肇始开发，既有效推动 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对于加强中原与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汉代在广大西南地区所推行的相关政策，更是开创了历代中央王朝开发、经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有效加强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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