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是一项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新时代以来，中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结出硕果。日前，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主办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展现了最近几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本次展览分为“文明肇始”“变革融汇”“万流归宗”3个单元，涵盖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等8省31处遗址的335件（套）文物，其中，超过90%的文物为近年最新考古出土，31处遗址中有18处遗址曾入选不同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重点描绘了早期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样貌，展现了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万流归宗的历程。

　　“文明肇始”：古国时代的早期画卷

　　根据丰富的考古发现，史前中国可以追溯到大约距今一万年前，那时就出现了聚落社会和农业生产。伴随古国的出现（距今约5300年），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跨入古国时代的早期阶段（距今5300-4300年）。不同地区的文明相互辉映，在中华大地上汇集成巨大的“文明丛体”，绘成古国时代的早期画卷。

　　本次展览的“文明肇始”单元重点展出了环太湖流域、两湖地区、海岱地区等地独具特色的文物。如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最早发展出了“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良渚古国。良渚古国定都位于今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不仅拥有同时期世界级复杂的水利系统，还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表达社会等级的用玉制度。

　　展厅陈列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玉器，上刻神徽纹饰，古朴肃穆，是良渚先民祭祀神祇的礼器，也是社会权力的象征，反映了良渚社会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特征，向观众展示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神王之国”。单独陈列于展厅正中的一枚玉琮，呈矮柱状体，中空，内孔外方，似乎印证了“璧圆象天，琮方象地”。玉琮造型看似厚重简朴，却体现了良渚先民高超精湛的制玉技术。玉琮与宗教祭祀和权力地位有关，作为陪葬品，既可以驱邪镇墓，也显示了墓主身份的尊贵。

　　良渚精美玉器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考古学者在良渚古城城址发现十余处手工业作坊相关遗址，包括迄今发现的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可见，在良渚文化时期，以制陶业、玉石业、木作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已从农业分离出来，作坊之间分工细致，且相互合作。一件件玉器和一处处手工作坊遗址，不仅展现了良渚古城发达的贸易经济，而且折射出中华文明“礼”的起源。

　　溯江而上，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史前城址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也是发现城址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这里的史前城址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两省境内。该区域城址的年代大多距今5000年至4000年，数量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城址，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天门石家河城址代表了两湖文明社会文化的顶峰，促使长江中游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

　　展厅中比较亮眼的文物是出土于石家河古城内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的一只陶鹰，鹰嘴下勾凸出，双眼炯炯有神。陶鹰独特的造型展示了两湖先民的审美意趣。同样出土于三房湾遗址的还有颜色款式不同的红陶杯，从大到小，从厚到薄，有的作器具使用，有的则是祭祀用的礼器。考古学家推测，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红陶生产已呈现规模化和标准化。此外，展厅还陈列了陶罐、陶鼎、陶豆、陶塑等陶器，不少绘有精美花纹。通过这些陶器，观众仿佛可以看到数千年前两湖地区熙熙攘攘的街道和繁荣忙碌的制陶作坊，并能从中窥见中国陶瓷的基因。

　　主体位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礼制。考古学上的海岱地区包括山东及其邻近的豫东和苏皖北部。海岱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重要发祥地，在发现的城址中，鲁北地区的焦家古城为最早，而鲁南的岗上古城则是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

　　展厅中，观众能看到岗上古城遗址出土的两件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的器物。一件是嵌绿松石象牙雕筒，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法器或者饰件。另一件是彩陶龟甲器，考古学者推测其为巫医行医用具，出土时龟甲器内置两件骨锥。两件展品既为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礼仪、艺术提供实物资料，也让人得以窥见早期中国原始信仰的神秘一角。

　　“变革融汇”：历史转折的时代先声

　　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程出现转折，长江、西辽河流域由盛转衰，而黄河流域迅速崛起。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区出现农牧相混的北方石城，包括中原与海岱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城邦时代，即龙山文化时期，为王朝时代的来临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进程在展览“变革融汇”单元予以充分展示。

　　龙山文化时期的海岱地区，城邦林立，经济生活繁荣，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了前期的礼制传统。这一时期，制陶、制玉工艺达到巅峰，如陶器制作的快轮拉坯技术达到较高水平，最为典型的是蛋壳黑陶的出现。此次展览中的蛋壳黑陶杯出土于济南市章丘区的城子崖遗址，陶杯漆黑光亮，薄如纸张，造型优美雅致。

　　玉器制作也取得突出成就，发展出以片切割为主的技术。展出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片状玉刀，轻薄锋利，体现出其精湛的工艺。大量礼器的出土反映了这一时期器用制度的成熟，如陶制的鼎、罍、豆等，玉制的玉冠、玉笄、牙璋等，不同规格的器物代表着不同社会等级。

　　此外，棺椁和存放随葬品的器物箱结合，表现等级分化，三重棺椁的出现可见棺椁制度逐步成熟。这一时期，礼制文化不断影响中原地区，并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峁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那里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墙、古朴的石雕，以及结构复杂的城市中心建筑——皇城台，不同层级的聚落，可见当时已经形成完整的区域聚落群。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石雕、玉器、骨器和陶器，折射出先民丰富多彩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展厅中陈列的一块皇城台出土的体积较大的长方形石雕，两只似马的神兽拱卫中间的牛头，雕刻质朴而流畅。有学者推测，这些动物石雕图案可能是早期人类沟通天地的媒介，也可能是祖先、神祇的象征，表达石峁先民简单而又庄重的精神信仰。

　　在皇城台出土的20余件骨质口簧，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口簧实物。此次展出的一件骨质口簧为长方形薄片，长约8-9厘米，宽1厘米、厚0.1厘米，由簧框、簧舌、穿孔、拉绳等组成。据记载，口簧是兼用于宫廷和民间的乐器，不仅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娱乐遣兴。有学者认为，皇城台出土的口簧与骨笛、骨管哨、陶球哨等乐器共同构成石峁宫城的音乐形态，用于祭祀和维持社会秩序。

　　有趣的是，通过出土玉器可以发现，距今4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之间互动的频繁和深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玉器及其纹饰主题，出现在陶寺、瓦店、石峁等中原和北方地区，甚至出现在此后夏商时期的墓葬中，足见各地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崛起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意义重大。以融合四方的巨型都邑——陶寺为例，这里不仅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天文观测系统、最早的金属乐器，而且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等。陶寺遗址，筑城建宫、礼乐发端、王权彰显，都证明其进入早期“国家”的行列。

　　“万流归宗”：夏商王朝的恢宏气象

　　展览的“万流归宗”单元重点呈现洛阳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文物，展现夏商王朝的恢弘气象。这一单元还展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反映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兼收并蓄。

　　距今3800年前后，夏王朝诞生，中国历史开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时代。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呈现辐射四方的王朝气象。二里头建造了史无前例的都城，以宫城为中心规划九宫格式的城市布局，形成青铜礼乐器物群。二里头的王者，执中以临四方，广泛吸取各地先进文化。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拓展，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周边，甚至远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其扩散所代表的文化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继夏之后，商王朝以中原为中心增强国家实力与文化影响，盘庚迁殷后，商王朝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明。与欧亚草原的青铜主要用于打造兵器和工具不同，中国青铜多被铸造成象征社会秩序的礼器，反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正如展窗中陈列的铜镞，虽箭杆已不存，但箭镞做工精巧。它的下方陈列着比铜镞体积大数十倍的青铜斝，此铜斝器口基本呈圆形，外敞，口沿有两个三棱锥状矮柱，单把，束腰，下腹部外鼓，平底三足，是古代的盛酒器和礼器。还有铜觚、铜爵、铜盉、铜鼎、铜盆等造型大方、刻有精美纹饰的青铜礼器，展现着商王朝鼎盛的青铜文明。

　　与煌煌大商同期，还有其他发达的地域文明，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古蜀文明反映了中华先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趣，展陈的金面具、青铜面具、青铜头像等，向公众展示出古蜀文明的神秘世界。在众多独具风格的青铜造像之中，半张黄金面具十分惹眼。这件黄金面具有一定厚度，不需要支撑就可以立起来。虽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宽大耳朵，已经显示出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风格，这为古蜀先民对金器的崇拜以及冶炼制作增添重要实证。与此同时，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等器物，又见证了古蜀与其他地区密切的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有力实证。

　　泱泱中华，源远流长，透过一件件陈列的文物，我们似乎可以触摸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汇聚成绵延江河的历程。伴随着考古学家扫去层层历史尘埃，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愈加明晰。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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