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巴蜀古代文学，四川有两句很流行的话：“自古诗人皆入蜀”“蜀中文章冠天下”。前一句源自清代著名四川才子李调元的诗句“自古诗人例到蜀”（《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与后一句比较接近的是郭沫若的诗：“文宗自古传西蜀”（《题成都川剧学校》）。类似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他说，汉代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这些蜀地文人“文章冠天下”。宋代著名巴蜀学者吕陶说“蜀学冠天下”，元代诗人张翥也称“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

　　两句话角度不一样，第一句强调巴蜀之地对巴蜀之外诗人、文人的吸引力，说明巴蜀是能出好文章的创作宝地；第二句强调的是蜀中文人不成名则已，一成名往往就是天下文宗、一代文豪。两句话都夸赞巴蜀之地是一个适宜文学创作的好地方，虽然有些夸张和炫耀的味道，但大体符合事实。究竟巴蜀古代文学有哪些成就？它对中华文化有哪些贡献呢？

　　文章西汉两司马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这是晚清左宗棠为诸葛亮草庐题诗中的两句。“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代表了西汉文章的最高成就。司马迁写作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史学兼文学的名著；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和著名散文家，被誉为“赋圣”“辞宗”。“经济南阳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具有经世济民、经邦纬国的才能。这里提到的3个人，司马相如是巴蜀人，诸葛亮和司马迁不是，但与四川也有密切关系。诸葛亮自不用多说，司马迁曾奉命出使西南，到过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在《史记》中记录了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经济等。

　　当然，最能代表汉代巴蜀文学成就的是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辞赋家。汉赋四大家，蜀人占其三。赋为汉代文学的代表，被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即最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润色鸿业，铺张扬厉，彰显大汉的辉煌壮盛之余，兼顾讽喻劝谏的意味，对后世影响极大。王褒文采富丽，扬雄思想精深，在文学上均有卓越建树，堪称一时之选。正因如此，班固才会说巴蜀文人“文章冠天下”。

　　汉代巴蜀作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不止于文学，如司马相如打通西南夷道，扬雄在儒、道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师》《陈情》感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断，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巴蜀文学在这一时期虽然总体上发展相对缓慢，但在两个方面仍有突破。其一是巴蜀史学的发达。此一时期巴蜀最著名的史学家是陈寿和常璩。陈寿所写《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完整、忠实地记录了魏蜀吴三国历史，对三国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史志，不仅记录了巴蜀一地的历史，也开创了地方史志的先河。其二是巴蜀散文成就较大。魏晋巴蜀文学史上两篇雄文名垂青史，一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二是晋朝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一篇上奏皇帝的公文，立意高远、言辞恳切，别有动人之处。李密的《陈情表》，文字简练畅达、情感真实淳朴，拥有超越时代的感人力量。有人说：“读《出师表》不哭者，其人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其人不孝。”此话虽有些夸张，但说明了两篇文章艺术感染力大、社会效果好。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学处于蛰伏的发展阶段，散文和史志是这一阶段巴蜀文学对中华文学的主要贡献。

　　李杜诗篇万丈长

　　自古文人皆入蜀，其实更多是指唐五代以来的现象。一个地域的文学不仅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来自外地作家的创作活动，巴蜀文学的辉煌自然也是巴蜀本土和入蜀作家共同创造的。

　　唐五代是巴蜀文学的辉煌时期。初唐时期，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开启大唐之声。初唐四杰之中的卢照邻、王勃、骆宾王以及刘希夷、杜审言、沈佺期等人都曾入蜀。盛唐时期，有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韦应物、戴叔伦等人入蜀，更有李白仗剑离蜀、杜甫在川8年，共同写就盛唐诗歌最辉煌的篇章。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以及“大历十才子”中的李嘉祐、钱起、卢纶等人皆到蜀。晚唐时期，温庭筠、李群玉、贾岛、李商隐、罗隐、郑谷、杜光庭、杜荀鹤、韦庄、贯休等人例入蜀。这当中，四川本土著名诗人有陈子昂、苑咸、刘湾、苏涣、马逢、符载、李远、雍陶、唐求、薛涛等等。据研究者统计，单是唐五代时期，入蜀的外来诗人就有190多位，这一数字非常可观。

　　在唐五代巴蜀文学创作中，李白无疑是其中最杰出者。而作为唐代入蜀诗人的代表，杜甫长期旅居蜀地，其作品中的不少名篇皆写就于巴蜀。唐诗中的“李杜”，犹如汉赋中的“扬马”（扬雄、司马相如合称），都是一代之文学的顶峰。

　　除了诗歌，中国文学中还有一个重要体裁——词。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文体之一，词的形成、发展、兴盛，与巴蜀作家也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李白作为词体创始人的传说，还是花间派大量优美词作，乃至苏轼的豪放词，可以说，词也是巴蜀文学贡献于中华文学的重要内容。

　　一门三人大文豪

　　说到巴蜀文学，不得不说两宋；说到两宋文学，又不得不说“三苏”。

　　两宋时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巅峰时代，也是巴蜀文学大放异彩的时期。据《四川通志·经籍志》记载，宋蜀人有别集者达156家，这个数字比宋代之前所有巴蜀作家的总数还要多。祝尚书在《宋代巴蜀文学通论》中专门论述的作家就有70多位，这还不包括入蜀的文人。除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之外，巴蜀文人如田锡、文同、范镇、范祖禹、唐庚、韩驹、张栻、李焘、魏了翁等，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上都是著名人物。宋代巴蜀文学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涉及地域范围也比前代广得多，不再是只以成都为中心，还包括重庆乃至三峡地区。

　　当然，两宋巴蜀文学的代表文人还是“三苏”，特别是苏轼。苏轼能诗、会词、善文、长赋，乃至书画琴棋、饮食医药，无一不精，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苏轼不仅是唐宋诗文革新的主要人物，还是词文学、赋文学重要的革新者，苏轼的豪放词和文赋的创作就是突出反映。苏轼还是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推动者，无论是其诗文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金、西夏的影响，还是其贬官海南促进民族融合的实际行动，都是苏轼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贡献。更不用说苏轼所象征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情怀的一部分，给予后人深刻而会心的感动。

　　元明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巴蜀文学渐趋衰颓。明代的杨慎，清代的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虽然较有名，但比起巴蜀文学兴盛期的汉赋、唐诗、唐宋散文、宋词等高峰时期作家，可以说人才凋零，影响有限。新文化运动以后，四川文学再次崛兴，涌现出巴金、郭沫若、李劼人、沙汀、艾芜、马识途、克非、高缨、周克芹等一大批文学名家，赓续巴蜀文学的悠久传统，照亮历史发展的文学之路。

　　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所组成的。这些地域文学如涓涓细流，不断汇入大江大河，由此形成恢弘壮阔、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版图。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同地域人口的流动迁徙，是促成中华文化汇合、壮大的动力。巴蜀独特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等自然环境，不仅使四川尤其是成都成为天府之国，而且使巴蜀文化成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既受到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深刻影响，又保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神秘的巴蜀文化既吸引了其他区域文人入蜀，也使四川本土文人具有强烈的“巴蜀味”，在赋、诗、词、文等中国传统文学花园中绽放出奇异的色彩，发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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