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与我谈及他主持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回想从2012年海龙囤遗址考古工作启动，到2022年《海龙囤》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李飞为此用了整整10年时间，可谓真正的“十年磨一剑”！

　　其间，2012年4月至2014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汇川区文体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对海龙囤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同时对周边相关遗存也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基本究明了海龙囤遗址的布局形制及其历史变迁情况，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因此，2013年海龙囤遗址发掘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2015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海龙囤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海龙囤考古还从中国“走向世界”，荣获2013—2015年度“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016年5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新蒲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这被中国考古学界视为田野考古的“金奖”；2021年10月，贵州遵义海龙囤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贵州唯一入选的项目。

　　海龙囤遗址考古获得上述诸多社会与学术重大影响的成果，并获得如此众多而崇高的学术荣誉，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十分突出的。

　　《海龙囤》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宋明时期的“土司”遗存，属于历史考古范畴。该城池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年）的宋蒙战争背景下，是南宋政府与杨氏土官共同创建的、用以防御自大理东进的斡腹蒙军的“国家防御工程”。明万历时期大规模重建，而成“大城”（或称“外城”）居中、前后各两重瓮城、南北临渊的“前后重关，左右深谷”之势，史称“飞鸟腾猿难逾”，并最终成为“万历三大征”之“播州之役”的主战场而毁于兵燹。

　　考古发掘全面揭示了海龙囤格局从宋到明的历时性变迁，又结合考古发现与“土司无城”的文献记载，揭示了自南宋创建至明万历重建之间的漫长岁月里，海龙囤应处于荒废状态的历史事实，有理有据。海龙囤曾与处于今遵义老城内的“播州城”并峙，在和平时期为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播州城”的移驻“行署”，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播州之役”中，随着土司携其家人、军士上囤防守而成为播州最后的中心。从早到晚，其格局、性质等都存有变化，报告对此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因而充分体现了这本考古报告融描述与阐释于一体的特点。

　　明代海龙囤的核心建筑是相对于“大城”而言的“内城”，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新王宫”，它是土司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与防卫中心。虽然是当地土司的“宫城”，但是“新王宫”作为“政治性”建筑，其布局形制所表现出来的设计规划理念，与中央王朝都城的“大朝正殿”居中布局形制是一致的。考古发现揭示出“新王宫”为“三进院落，内分左中右三列”，形成明显的“新王宫”中轴线，体现了作为地方“政府”的土司政治统治中心与元明王朝都城宫城平面布局及其规划思想的一致性，这是土司对中央王朝“国家认同”的“物证”。

　　以李飞研究员为首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团队，通过开展多视野、跨学科结合的海龙囤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在中国“土司考古”的方法、理论探索与发展诸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而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海龙囤》考古报告是一部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的“土司学”百科全书，考古发掘与研究以海龙囤遗址的城垣、关隘、新老王宫、道路、窑址、采石场等遗存为重点，其所揭示出的海龙囤规划，尤其是作为土司衙署的新王宫的“前堂后室”“家庙居左”格局，报告“形而上”地探讨了建设者与使用者的建筑规划空间理念所折射出的“家衙一体”实践，作为古代王朝的地方“政体”，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政治与礼仪思想：即“家国同构”规制、国家“各地”的“多元文化”归于“一体”的“国家文化”。

　　土司的“国家认同”，不仅反映在遗址的平面布局上，也反映在其祖源构建上。关于播州杨氏的祖源，有当地土著和太原汉人两说，学界越来越倾向土著说。据墓葬铭文材料，至迟在南宋晚期，杨氏即宣称为太原汉人，其认同取向至为明显，反映了边地族群融入华夏核心的历史进程。如果从唐乾符三年（876年）的“入播始祖”杨端算起，至自缢海龙囤的杨应龙止，杨氏共传27代30世，世袭统领播州700余年。其政治中心、文化礼仪中心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以“实证”展示了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地区从“羁縻”到“土司”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发展脉络。古代王朝对于播州的管理模式，具有广泛代表性，如湖南永顺土司、湖北恩施土司的历史遗存均与贵州海龙囤的规制理念相近，因此可以说，海龙囤遗址的考古工作有着普遍意义上的时代与政治特点，具有历史的典型性。

　　海龙囤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与现实社会意义，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田野考古发现，体现了考古学在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方面发挥的极为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就在于承载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海龙囤遗址考古工作及其“考古报告”的编写与出版就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海龙囤遗址通过以李飞研究员为首的考古团队十年如一日的“风餐露宿、青灯黄卷”顽强工作，最终成功跻身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作者系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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