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唱红大江南北，新疆的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也因此广为人所知。被誉为“共和国功勋矿”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景观奇崛险峻，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前来参观。

　　作为宝贵的物质遗存，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我国工业的成长变迁，也是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年3月，工信部修订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明确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加强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提升中国工业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近日，由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等编著的《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以下简称《中国方案》）出版发行。该书详细介绍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国工业遗产转型与再利用案例，其中有多个项目就来自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有何特点？下一步应如何有效再利用？近日，本报记者对韩晗进行专访。

　　工业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

　　记者：《中国方案》遴选了100个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代表性案例，从社区参与、城市更新、场景再造和文化创新4个角度解读这些项目的特色。从这些案例分析来看，您认为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韩晗：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呈现，这是我国工业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我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由工业化所体现的。经历了100多年的现代化奋斗历程之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见证这百余年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遗产当然是以工业遗产为主，工业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工业遗产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参照，是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得以实现的价值依归，也是讲好中国工业遗产故事的重要前提。

　　记者：《中国方案》选取了多少个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案例？为什么选择这些项目呢？

　　韩晗：《中国方案》收录了11处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当中既有5个自治区的工业遗产项目，比如拉萨水泥厂旧址、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阳朔糖厂旧址、柳州工业博物馆等，也有与少数民族群众、与民族文化密切关联的项目，比如青海“原子城”旧址、沙溪白族书局、108智库、玉门油田等。

　　我们选择这些工业遗产项目有一个很关键的标准，就是能见证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1949年之前，我国一些民族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工业化建设，让曾经落后的地区跨越了比“卡夫丁峡谷”更宽广的人类发展峡谷。

　　民族地区大量工厂的出现，促进了铁路、桥梁的联通与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民族地区有许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比如大理、西双版纳、乌鲁木齐、南宁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工业遗产缺乏相应的保护和利用。这些工业遗产大多处于乡村或城乡接合部，它们的保护更新对于乡村振兴、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让工业遗产赋能民族地区发展

　　记者：在您研究的这些案例中，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深刻？

　　韩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拉萨水泥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藏时建设的第一个工厂，也是西藏第一家水泥制造企业。它承载了西藏工业文化和红色文化记忆，更见证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西藏自治区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拉萨水泥厂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改造为西藏工业博物馆与西藏美术馆。西藏美术馆是我国省区级美术馆中唯一采用工业遗产改造的美术馆。可见，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项目，足以成为世界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标杆。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首先应当注重挖掘特色，民族地区是文化富集之地，更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保护更新、再利用工业遗产，使其更好地赋能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记者：据您了解，除了《中国方案》收录的项目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工业遗产项目？

　　韩晗：《中国方案》中的项目是优中选优，但也难免挂一漏万，而且我们项目遴选终止于2022年1月，有些在建或是新开不久的项目就只有“割爱”。

　　事实上，2022年，有不少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项目启动。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遗产，尤其是乌海市的小三线军工厂，这几年更新工作进展迅速，令人期待。2021年，“小三线军工文化纪念馆”开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来得及去调研。这样的遗产项目实际上非常重要，值得关注，如乌海黄河化工厂改造为“乌海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这在国内工业遗产再利用领域具有示范性意义。

　　社会效益是保护利用的首要原则

　　记者：您认为民族地区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再利用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韩晗：我认为意义与价值在于呈现出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进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的壮丽与恢宏。

　　最大的困难还是客观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地理因素，如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大多地处荒漠戈壁，山高路远。其次就是出于环境效益的考虑，一些工业遗产项目较难推进。具体来说，这些项目虽然在遗产本体上存在着再利用优势，但是其区位因素却较差，当遗产本体得到保护时，周边的环境很可能受到影响。虽然一些工业遗产项目“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民族地区工业遗产的有效利用应更加注重社会效益，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相关考虑就至关重要。

　　我们曾经调研过滇西的一处三线工业遗产，这处遗产处于丛山深谷之中，已经废弃三四十年，周边道路基本毁坏，植被也很茂密。如果我们要修复这个遗产，那么势必会对整个山谷的环境带来不可避免的破坏，显然得不偿失。类似这种情况的遗产项目并不少见，如何有效推进再利用，显然都需要反复调研论证。

　　记者：目前有很多工业遗产成为“网红打卡地”，比如广东的“太古仓”、上海的“船厂1862”和深圳的“金威啤酒厂”等，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有望成为这样的“网红打卡地”吗？

　　韩晗：完全有可能，比如说拉萨水泥厂，目前已经渐有影响力，我想再过几年，去拉萨的游客不只是参观布达拉宫，一定还会去西藏美术馆看看，这是必然的趋势。就像北京的798艺术区逐渐崛起为城市文化地标一样。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决不能将打造“网红景点”作为保护更新的目标，或作为文旅发展的指标。

　　中国工业遗产走向世界是大趋势，民族地区的工业遗产与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这是其他工业遗产所不具备的优势。但任何一处文化遗产被大众接受，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时代的机缘。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并认可这些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在保护更新的运作中，牢固树立人民本位的意识，要让人民满意，要尊重土地伦理与人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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