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这句话用于概括王蒙之于新疆题材系列作品实在贴切。
1963年，王蒙挈妇将雏远赴新疆，“用16年的时间成为维吾尔语博士后”（王蒙语）。2023年，是王蒙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距他远赴新疆也有60年。那片辽阔大地上色彩丰盛的生活，早已融为他积极乐观、幽默自信的生命底色，更成为他广饶多姿的文学创作资源。王蒙的作品满怀深情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有评论认为，王蒙新疆题材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是展示20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各民族民众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茂密而绵长的根系，根系上繁衍出取之不竭且有情有爱的新疆故事。因为爱，他学会了维吾尔语，真正融入了新疆人民的生活；因为爱，他饱含热情书写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因为爱，他对人民、对生活、对新疆、对祖国，热诚礼赞。一个甲子之后，王蒙如何回忆他在新疆的生活？笔者与他进行了对话。
▲著名作家王蒙。
01 去新疆是我的重要选择
舒晋瑜：2023年，距离您当年远赴新疆已经60年了。“嘉峪关前风嘄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如何评价您去新疆时写下的这首诗呢？悲怆，迷惘，乐观，又或者笑傲江湖？
王蒙：我要强调，去新疆是我在特定情况下的选择，是我此生极关键与正确的选择。此前我离开北京最远不过600多公里，目的地是太原。远赴新疆，一个阔大雄浑、大不相同的地方，突破以往，得到全新生活体验，我兴奋，觉得即使在逆境中，仍然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
我还要说，当时情况下，我下定决心远离北京，经风雨、见世面，去了新疆，先是成为自治区文联的一名编辑，后来还下乡深潜，参加农业劳动，经受过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见识过电吹风式的温热空气流动，当过村干部、当过翻译，还上了五七干校，其间当然有忧心忡忡的一面，同时是全须全尾、健康充实、与时共进地度过了16年。在这期间我完成了上、下两册7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40年后出版、获奖，是心想事成的勇敢一搏，不能说没有悲怆，更多的却是隐而不露的自信。
舒晋瑜：《在伊犁》系列小说极具地域风情，也是较有代表性的体现新疆经验的作品。小说中您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当地百姓深厚的、亲如一家的感情，深深地感动、感染了读者。这些文字今天看来依然生动鲜活，激情荡漾。新疆对您的人生和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蒙：我是真正地热爱生活，胜于爱我自己，我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体验新的文化风习，远胜于保守已有的习惯轨迹。一条伊犁河，急湍的河水、对面的帐篷与炊烟、城乡的骑（马）士、大面积的苜蓿田、街巷午夜的酒醉高歌，都让我激动万分、叹为观止，也都鼓励我开拓再开拓，创新再创新。
02 林渤民同志鼓励我学维吾尔语
舒晋瑜：《在伊犁》系列中，您以欣赏的态度描述维吾尔族“伟大的塔玛霞尔精神”，因为这是“快乐的阿凡提的乡亲们”的一种性格底色，是人类的游戏天性保持得特别完好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生存智慧。而在《这边风景》中，穆萨说：“从生到死，这几十年我们来干什么呢？玩，塔玛霞尔……”您如何看待这种人生态度？
王蒙：那是老百姓的笑谈，但也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在相对严峻的自然条件与不发达的经济状态下的乐观与幽默。哈萨克人善意地调笑一些维吾尔人是“sart”，即小商贩，还有人说维吾尔人如果一天没有做成商业交易，天黑前就把左口袋里的莫合烟草与右口袋里的零钱互换位置，算是做成了一笔小生意。
舒晋瑜：《在伊犁》系列小说中，您塑造了乡村哲人穆敏老爹的形象。新疆的老百姓对您的人生有着很大影响吗？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动情？
王蒙：是的，在新疆的农村生活，我常常感慨于劳动人民首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过上温饱生活。就是说，人们首先要的是生存权，有了生存权才能谈人生的意义、质量、远大目标。我也喜欢各兄弟民族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自觉，我要强调：新疆各族同胞敬天积善、尊老好礼、劝学崇文、勤俭重农、助人为乐等民间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的传统是一致的。
▲2021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巴彦岱镇，王蒙和当地群众在一起。
我还要说一点过去没有认真说过的情况。我说过，萧殷和韦君宜是我的两位恩师。萧殷支持我写成《青春万岁》，走上文学大路。韦君宜帮助我经历了此后的风风雨雨。我近年越来越明白，我的恩师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的、担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林渤民书记。1964年，我初到新疆，到喀什专区去，在莎车县巧遇林书记，他与我谈话，鼓励我努力写作，尤其是鼓励我学习维吾尔语。他说，作家深入生活，要与各族人民心连心，要与人民“恋爱”，而“恋爱”是不能靠翻译的。他还说，作家要沉到生活里去，不要像水里的皮球，按也按不下去。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又想办法派我到生活条件较好的伊犁地区劳动锻炼，兼任一个公社的副大队长，并在伊宁市妥为安家。这对我而言，是当时可能提供的美梦一样的学习良机。他是我一生“九命七羊”经历中的一个引领，一个护佑我的重要“金刚罗汉”。感恩林渤民同志！
03 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
舒晋瑜：近来我又拜读了您的“季节”系列，钱文的人生经历与您本人高度重合。可是同样写新疆，钱文的生活与《在伊犁》中“老王”逍遥惬意的生活迥异。《在伊犁》中的“老王”逍遥自在，《狂欢的季节》中的钱文却寂寥失意，压抑困苦。
王蒙：这很简单，《在伊犁》是我写那段历史时期的各民族农民与农村生活，那是相当正面的体验。我至今强调，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多的东西是务实、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勤劳、吃苦、耐心与毅力。而《狂欢的季节》里，我是写当时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当然是承受了很大的精神考验。即使如此，我们对于那一段时期，对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仍然看得到许多美好的值得珍惜的因素。
人民、生活的力量是伟大的，它们有一定的免疫功能。文学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就能相对立于不败之地。
舒晋瑜：在您关于新疆的诸多文字中，我们体会得到您对新疆的深厚感情，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影响您对新疆冷静的观察和理性思考，关于民族团结等问题，您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您是如何做到的？
王蒙：许多年，我做到了与伊犁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与人民息息相通。我知道了伊犁民众的可爱与美好，也知道他们的某些短处，如说话夸张等等。我欣赏他们的欢快、歌舞、幽默、热情、多才多艺，还有坚忍。坚忍，在维吾尔语中叫作“契达”，男性聚会中如果有人说了不得体的话、做了不得体的事，一声“契达玛斯”（受不了）的哄笑，足以令人面红耳赤，惭愧无地。我也理解他们在一些知识上的不足，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我从内心深处坚信不同民族间的相亲相爱，人们对于伟大祖国的永远的深情，相信人间的善良与情谊。
▲2021年7月3日，参观伊宁市居民区，与维吾尔族朋友共舞。
04 我坚信，我还会频频回来
舒晋瑜：民俗文化是您新疆叙事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兴趣盎然的描摹，使得新疆的民俗文化以生动的方式被传播、被接受，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您把新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段，您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150余万字。总体来看，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新疆叙事？
王蒙：2004年，《这边风景》被评为年度好书，一位评论家说，这本书是展示20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各民族民众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我很开心。当然，我相信会有更好的写新疆的书出现。
能够写活、写深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故事，特别是生活细节，这是文学大事，也是国家大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各有特点，比如汉族同胞听到自己不愿意谈的话题，会低头不语，维吾尔族同胞在同样的情况下，常常会扬首望天；汉族同胞做针线时，只要不是左撇子，针是向右前方走，维吾尔同胞的针则是往左后方走；汉族木匠用刨子是向前推，新疆少数民族包括俄罗斯族的木匠，用刨子是往后拉拽。
各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使我们的文化丰富多彩，而共同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仁义道德、好学不倦、诲人不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共同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构建了我们互通互爱、心连着心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要理解某些不同，同时要更好地做到同心同德，万众一心。
舒晋瑜：您总是感念新疆和新疆人民，但我想新疆也幸而有您。通过您的生花妙笔，更多的读者有机会了解维吾尔族农民的智慧和幽默。这么多年，您也为新疆做了不少事情吧？听说您每年要为中央党校新疆班授课？
王蒙：是的，一个新疆记者写过，“王蒙的文章中写道：‘一声黑眼睛（伊犁民歌），双泪落君前。’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涌出来了。”他还说，王蒙在特殊境遇下到新疆来，可能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是新疆人民的幸运。
那么，我要大声说，去新疆，是我那时的大幸大福，大吉大祥，是我人生的重要一课，是我青少年阶段最可贵的三大选择之一：第一，1948年，我在不满14岁的时候加入了在当时的北平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第二，1953年，我刚满19岁，开始写《青春万岁》。所有的指导都说初学写作者必须从写短小的作品入手，而我一动笔就是20余万字的长篇。是的，我当时没有能力去剪裁、去巧妙选取、去旁敲侧击新时期的边边角角。第三是1963年，我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安排好了工作以后，这时得到机遇，决心阖家老小远赴新疆。
我给新疆班讲课已经20多次。新疆老乡说，你来讲课，我们像过节一样。我还忍不住告诉你，一位年轻同志曾对我说，你要多来，你哪怕没有说什么，我们看到你对新疆各族同胞的态度，我们都会受到一些启发。对不起，其实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舒晋瑜：您已经做得很好。1979年6月，您离开新疆时是怎样的心情？上世纪80年代后，您经常重返新疆，写了很多有关新疆的小说和散文。反复讲述新疆的过程中，您对新疆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吧！
王蒙：我的离疆是兴奋的，也是十分不舍的，30多位各民族朋友到火车站送别我和家人，大家都落了泪。我当时已经坚信，我还会频频回来。这是终生的缘分，是刻骨铭心的爱。
后来，新疆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回应了新的考验与挑战。我与新疆的联系一直是千丝万缕的。从“编制”上，我离开新疆已经44年了，40多年中我回新疆近40次，近十余年来，我的新疆之行得到了我的现职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大力支持。我还与在京的很多新疆老领导、老同志，联系密切。我并没有感觉到新疆对于我变得遥远了。
▲2021年7月，王蒙在新疆那拉提草原。
舒晋瑜：“我们唯一的愿望，唯一的要求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祖国，把自己的劳动和爱情献给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美丽，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们也要变成祖国大地里的泥土的一粒小小分子，也要歌唱伊犁，歌唱天山，歌唱黄河与长江，歌唱我们经过了不少的试炼，才有了些许的安慰，我们与祖国同在。”——读《这边风景》，我被这种真诚而朴素的感情打动了，作品表达了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欣赏和好奇，更有一种家国情怀。您的作品中从来不乏这种情怀？
王蒙：这种情怀的火热始于我十岁时，当时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是中国人，我应该献身祖国。我的小学时代全部是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度过的，我当时忽然意识到，我应该献身祖国。
后来，家国情怀演变发展为革命情怀。我永远不能忘记巴金小说《灭亡》上引用的《圣经》上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而落在地上死了以后，就结出许多粒种子来。”我读得热血沸腾。当然，革命与宗教是两回事，但献身精神的文学化、修辞化表现，却有共通之处。
我还要说，为什么1963年我决心赴疆？我相信到达新疆后，热爱祖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主题会压倒一切，我自信能胜任这样主题的写作。
爱国、爱乡、爱民、爱文学之情，是一个支柱，有了这个支柱，碰到什么样的考验，一般你垮不了、塌不了，永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你的这个提问虽然引用的是我自己的言语，我仍然感动得泪目了。
原标题：《生活、写作话新疆》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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