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民居多为固定不动的,其实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受地域分布、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华民族的民居可分为“固定式”民居和“移动式”民居两种类型。
因地制宜——
缤纷的“固定式”民居
合院式建筑是一种典型的“固定式”民居,这一民居形式一直是中华民族生息安居的主流形式,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家”的原初想象:宇,是屋顶;宙,是梁栋;家,便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小小宇宙。家宅之外,依据方位、对称、围合等元素形塑秩序的合院一步步迈向厢坊、村落、集镇,乃至城郭、邦国……这一建筑寄托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秩序观念,体现了“修齐治平”的传统价值理想。时至今日,在城市更新的号角下,从南京的小西湖到北京的白塔寺街区,原本从属于独一家庭的传统合院式空间,正探索着多户共生、邻里交融的新居住模式,为其赋予“美美与共”的意涵。
我国合院式建筑丰富多样,从地域辽阔的内陆地区来看,由于气候、地貌、文化等因素的差异,造就了合院式建筑的多种形态演化及呈现。例如,北京传统四合院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以正屋为中心对称布置两侧房屋,房屋的分布及规制是家庭地位的象征;陕西党家村则出现了“窄合院”这一形式,“三分院子,四分房”,蕴含着传统“八卦”概念;在苏州民居抑或徽州民居中,为适应江南多雨潮湿气候,“四水归堂”这一传统合院形式十分常见。
在我国青藏高原,位于河湟谷地的“庄廓院”是汉、藏、回、土、撒拉等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民居形式。庄廓院是一种在方形夯土院内建造的木构架合院式民居,多坐北朝南,依中轴线对称布置两侧房屋。为适应高寒气候,房屋材料就地取材,以黄土为主,具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和实用性。
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徙、融合也带来民居形式的传播及演变。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大理州白族民居,院落结构和装饰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再加上清代喜洲商帮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合院式建筑形式。由于大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常年多受西风影响,雨季较多,合院多坐西朝东,形成“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独特庭院结构。又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虽自古多为苗族及土家族聚居地,但自南宋开始便有汉族等不断迁徙至此,因此江南地区的“四水归堂”的合院形式也成为当地常见的庭院形制。
中华传统建筑营造讲求因地制宜、因势而造、因材施用,以合院式建筑为代表的这一“固定式”民居适应于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条件,采用在地性的材质及工艺等,最终塑造出集家宅文化、民俗艺术于一体的建筑,从中不难发现其共通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
因势而生——
独特的“移动式”民居
相比“固定式”民居形式,“移动式”民居遵循古朴节俭的建造原则,有着容易搭建、拆卸且运输方便等突出特点。在不同气候及地域条件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又衍生出多样化的移动建筑形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广为人知的蒙古包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山峦起伏的北部高原地区,“移动式”民居在建筑形式及选材方面各有特色。在内蒙古自治区,为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牧民多使用以柳条为骨、牲畜皮毛为覆盖物搭建的蒙古包;在青海省,为应对丰沛的降雨,藏族民众爱使用由吸水性强的牦牛毛建造的牦牛帐篷;而在东北地区,鄂伦春族等民族常搭建起名为“撮罗子”的厚皮毛帐篷,在保证运输方便的同时,更可抵御极寒气候。
在水域辽阔的南部沿海地区,人们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将居住生活与生产捕捞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水上移动建筑”。如在广东、广西等地,当地渔民常用的“移动式建筑”——疍家船兼具了出海捕鱼的生产功能及日常居住的生活功能。这种“以船为家”的居住模式也出现在江南等水系丰沛的地区,成为渔猎人群的主要栖息之所。
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跟随季节、自然条件进行迁徙的生活方式,正逐渐被定居生活方式所替代。不过,传统游牧文化及渔猎文化所产生的“移动式”建筑智慧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建筑技术发展变得愈发先进,形成“装配式建筑”这一节能减排的建筑新形式,助力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
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历来讲求“天人合一”的营建智慧,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地域地貌、气候条件、民族分布等因素影响下,衍生出或“固定”或“移动”、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体现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华传统建筑不断更替及发展,形成了传统建筑的现代空间诠释。诚然,唯有通过广域的搜集整理和保护更新,配合深度的史源考证、学理研判、策略挖掘,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旗帜下,交出体现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和智慧的答卷。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聚类分析与图谱建构”(项目号20VMZ008)研究成果。】
(编辑:张雪娥)最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