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中国北方各省先后出现旱灾，各地农作物绝收，田园荒芜。灾荒之后，又有瘟疫盛行。这场史称“丁戊奇荒”的灾难历时数年，“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修善奉派到重灾区山西平阳府赈灾，他先住在临汾城内的铁佛寺里，后来在三府街何二胡同买了院子当作教堂。在这里，他遇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席子直的秀才。

　　席子直1835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庄村，他的家族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祖辈父辈都是读书人，擅长医道，颇得远近乡民的尊敬。席子直在16岁时考中秀才，在乡里为老百姓主持事务、包揽诉讼，因此颇有些名声。然而，在他进入而立之年时，人生遭遇转折，身体健康与经济状况都受到巨大打击，进入了艰难时期。也就在这时，他碰到一个赚钱的机会。

　　1879年，正逢乡试之年，平阳府贡院挤满了来自晋南各地的秀才考生，在平阳传教救灾的李修善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分发地图和传教单张，并且举办了一场征文比赛，设置了高额奖金。经济拮据、贫病交困的席子直挥笔写就4篇文章，并用4个不同的名字提交。结果揭晓后，前3名都是他的文章。为了领奖金，席子直必须亲自上门，于是他不得不拜会李修善。两人在会面之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李修善聘请席子直为他的中文老师，教授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自己则教他读《圣经》。在两人长期的相处中，席子直渐渐接受了基督教。

　　明末之际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被科举制度所震惊，这个制度保证了文化知识水平高的人在社会上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秀才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功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主要成员。秀才成为一般平民与官府沟通的中间渠道，遇到官司诉讼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时候，经常需要秀才出面，而且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等事，也需要请秀才帮忙写对联、记账等。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时，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他们传承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伦理与秩序，士绅们对基督教保持着极为敏感的戒心。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发展成为与基督教的尖锐对立。

　　1862年，就在席子直的家乡平阳府曾发生一起特别的教案，冲突的双方就是教会与士绅。

　　明末灵丘王的岳父段衮随徐光启入天主教后，邀请耶稣会士艾儒略到绛州传教，灵丘王也随之皈依天主教，并将王府的部分建筑献作天主教堂。雍正二年（1724年）禁教之后，天主教堂被官府没收，扩建修整后改造成东雍书院。鸦片战争后，清廷废除禁教令返还教产，法国传教士与法国公使不顾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不愿接受另觅地方建堂的提议，坚持索要原地房产。总理衙门特意照会法国公使，申明书院在中国的重要性，书院中供奉着孔圣和历代先贤，驱逐书院恢复教堂，对中国社会显然是种巨大的侮辱。但是，法国人依旧不接受换地另建的要求，强行迫使山西方面将书院交给教会，激起山西士绅的切齿痛恨。

　　这件教案在整个近代史上都极具代表性，当事双方一边是教会，一边则是儒家。虽然发生冲突的是天主教，但是中国士绅并未将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严格区分，此案是基督宗教与儒家冲突的缩影。在传教特权庇护下的西方传教士，执意要将书院换作教堂，采用的是一种压迫性的传教策略，毫不避讳地制造冲突，并试图借机颠覆原有秩序、打压原有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在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难以在儒家士大夫中找到支持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于一种敌对之中，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

　　然而，基督教必须思考如何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而这就需要对中国本土文化有相当知识储备的人，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两种文化的张力，在冲突中找到一条出路。席子直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既是秀才又是牧师，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在皈依基督教后，他先后开设“天招局”、创作中国化的赞美诗、建立自立教会，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席子直后改名为席胜魔。席胜魔在山西洪洞县范村的一名信徒家中成立“天招局”，专门帮人戒断鸦片烟瘾。清朝政府一直严厉禁烟，1839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烟法，该条例规定，吸毒之人必须戒毒，否者判以死缓，其他参与鸦片贩卖之人，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就地正法。但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禁毒条例无法执行，鸦片贸易也难以限制，清朝政府不得不放开国内的鸦片种植，以对抗海外的鸦片倾销，保护国家经济。鸦片开放后，吸食鸦片的人数随之增加，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帮助吸食者戒毒，林则徐曾经发明两种药丸：忌酸丸和补正丸。席胜魔的“天招局”也研制了一些戒断鸦片烟瘾的药丸，戒毒成效显著。“天招局”一直发展到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开设45个分局，直到席胜魔去世之后都在运行，据统计到1907年，共有3万多人由此戒毒。

　　席胜魔教信徒学唱基督教的赞美诗，而这些赞美诗出于他自己之手。席胜魔没有接受过西式教育，他的知识储备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很大原因是因自身独特的宗教体验所决定的，因此他所表达的基督教，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本土文化特征，这个特征就体现在他的赞美诗创作中。

　　因为西方宗教歌曲既不适合中国信徒接受和演唱，更不方便用中国乐器演奏，正是席胜魔开启了中国本土赞美诗的创作进程，他是中国基督徒创作赞美诗的第一人。1883年，席胜魔创作了第一首赞美诗《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歌词为白话文，曲调用的是中国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调式，因此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色彩。除了自己创作之外，他还用原来民间流传的曲调进行填词，如《奉主差遣》就是利用民歌《孟姜女》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浪子回头》则参考了《苏武牧羊》的曲调。1896年，席胜魔的赞美诗被收集为《席胜魔诗集》印行。1912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将席胜魔创作的76首诗歌结集出版，题为《席胜魔诗歌》，其中有许多至今仍为中国基督教徒所传唱。

　　1881年，席胜魔创立了福音堂，这个中国人自创的教会管理自立、经济自养、宗教自传，是中国较早的少数本土自立教会之一。席胜魔独特的社会身份和学识，无疑为中国基督教注入了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他的经历和学识紧密相关，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本土特征。他的“天招局”，他的中国化赞美诗，他的福音堂，都是在中国特殊处境中表达出来的基督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初表现。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8月16日　8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_mzb@163.com

• 前一则: 莫尔寺遗址： 展示佛教文化传播演变的历程
• 后一则: 敦煌遗书数据库正式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