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发布了最新考古成果，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等文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截至目前，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万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畔，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蜀文化，其中最主体、最重要的遗存属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时期。

　　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国夏商时期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它以鲜明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的中原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从而呈现出瑰丽独特的文化特征。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的交流互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

　　1“数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历程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工作迄今已逾90年，时间极其漫长。

　　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成在位于三星堆遗址北部的燕家院子门前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其中部分玉器流散到古董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

　　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在馆长葛维汉和副馆长林名均的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由此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序幕。根据当时出土的玉石器和陶器，葛维汉认为这批遗物的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到周代初期，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1934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信中说：“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1942年，林名均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中认为：“广汉出土器物之精工，无逊于中原，显示了古蜀文化之发达……古蜀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四川省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并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现其文化遗存不仅分布广，而且堆积厚，时代延续长。由于三星堆地处文献记载的古蜀国疆域，考古工作者认为三星堆应属古蜀文化遗址，并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摸清了遗址和城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年代范围和文化内涵，“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城”得以正式命名和确认。

　　1986年，1号、2号“祭祀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得三星堆“一醒惊天下”，两坑出土了一大批金、铜、玉、石、陶器以及象牙、海贝等珍贵遗物，除部分是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的玉石器、青铜礼器以外，大多数是我国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器物类型，例如青铜群像、神树、神坛、神殿、太阳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器物构成了三星堆文化辉煌、独特的部分。因此，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一问世便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世人也由此第一次感受到古蜀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北部相继发现了5处新的城墙遗迹。这一发现，一方面使得三星堆城址的外廓城得以基本闭合，另一方面还在城址北部闭合出两座小城，宫殿级别的青关山超大型建筑群也在北部的月亮湾小城被清理出来。

　　2019年，在1号、2号“祭祀坑”周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6座新的“祭祀坑”，可谓“再醒惊天下”！与1号、2号“祭祀坑”一样，6座新坑也是长方形或近方形的竖穴土坑，四大两小，形制和朝向大体一致，其中两座还存在打破关系。

　　2021年9月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神坛、金面罩铜头像等一批新文物，其中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发掘的文物中还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也被最终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2019年至今，三星堆考古本着“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理念，创新使用了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技术，推动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进步，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实践。

　　2 三星堆古城 尽显都邑气派

　　一般人对于三星堆遗址的了解，通常只局限于几个高等级“祭祀坑”，尤其是坑内出土的器物。其实，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是迄今发现的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代遗址，遗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三星堆城址。

　　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多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初步发现并确认了三星堆古城。“十二五”以来，随着聚落考古的进一步开展，三星堆古城的外廓城由于北城墙的发现从而基本实现了闭合，城内的布局也逐渐清晰起来。

　　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用土堆筑，局部使用了土坯砖，墙体结构随时代的早晚变化明显，墙体顶部一般宽20余米，底部宽40余米，高5至6米，外侧均有宽约20米的壕沟，在外廓城的东、西城墙的缺口处，还发现了“水门”遗迹，与城内外的水道相通。

　　规模巨大的三星堆古城始建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呈先小城后大城、由内城及外城的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以目前的认知，三星堆古城的形成可能经过了3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城墙的墙体结构都有差异，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筑墙方法。第一个阶段相当于夏时期，这个时期夯土墙体的块状结构非常明显，代表了南方城址典型的筑墙方式；第二个阶段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时期夯土墙体开始出现主、副城墙的结构；第三个阶段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这个时期墙体的块状结构感不强，为大平层、逐层向上堆筑的方式。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在商代中晚期，形成了“一大城数小城”的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古城由三重城圈组成，整体为南宽北窄的梯形格局，城中有马牧河穿过，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河流与城墙将三星堆古城划分出若干个不同的功能区。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位于城址西北部月亮湾小城的青关山土台是人工垒造的夯土台，可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地，其中已彻底清理出来的1号建筑基址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除此之外，月亮湾小城东部还曾发现大量的玉石礼器、大型建筑构件以及玉石器制造场所；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曾出土铜牌饰和玉石礼器；南部的马牧河南岸区域已发现8座具有宗教含义的高等级“祭祀坑”；古城南北均发现有密集的房屋居址，一般民居房屋结构较为简单，也有面积较大、结构较为复杂的公共建筑；西城墙外发现有密集分布、排列有序的成片墓葬，是早期的公共墓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个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群、祭祀坑群、玉石器作坊、居住址以及早期公共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的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初步呈现在人们眼前。由于青关山超大型建筑群位于马牧河北岸，而8座高等级“祭祀坑”位于马牧河南岸，这种“宫殿区”和“祭祀区”隔河相望、“人神分居”的城市布局，与时代稍晚的成都金沙遗址如出一辙，因而有学者认为其反映的是古蜀文明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规划理念。

　　3 古蜀文明瑰丽多彩的典型范例

　　历史上，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国家。“蜀”这一名称曾多次出现在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据《尚书》记载，古蜀国曾参加武王伐纣之战。相传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代王朝，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蜀地从此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中。但关于古蜀国的历史，仅见于后代人撰写的地方志或文人追述，都极其简略，且多带有神话和传说性质，正所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奋斗，在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等一系列遗址和墓葬，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古代蜀人的历史遗存，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灿若星河的古蜀文明遗存当中，三星堆无疑是最亮的那一颗。得益于对三星堆遗址持久、全面和系统的发掘与研究，一幅早期古蜀文明的画卷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延续时间很长，历经逾两千年。按照目前的认知，可分为7个大的时期：第一期为宝墩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当时三星堆已经是成都平原最大的一个聚落；第二期为鱼凫村三期文化时期，处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铜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成规模的公共墓地开始出现；第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前期，三星堆古城中的月亮湾小城和小型青铜器开始出现；第四期为三星堆文化中期，古城的规模继续扩大，开始出现大型公共建筑；第五期为三星堆文化后期，即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遗址的繁盛期，古城扩建至最大规模，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和大型青铜器成批出现；第六期为十二桥文化时期，为三星堆遗址的衰落期，古城开始逐渐废弃，遗址面积开始缩小，但仍是成都平原的大型聚落之一；第七期为晚期蜀文化时期，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这一阶段三星堆古城和三星堆遗址完全废弃，开始出现船棺葬墓地。

　　由于三星堆遗址位于传说中古蜀国的中心区域，又出土了众多体量巨大的铜目、眼形器以及装饰有眼形纹饰的各类器物，人（神）像上还有凸出的大眼睛，这种强烈并广泛存在的眼睛崇拜现象，与甲骨文、金文中“蜀”字都突出对“巨目”的表达，有意义上的关联与暗合。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应为古蜀人的遗存，可能对应了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诸代王朝以及早期杜宇王朝的历史。

　　可以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将传说中的早期蜀国历史变成了信史，同时还充分展现出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以及与中原夏商文明的紧密联系，打破了世人对古蜀国封闭落后、未有礼乐的认知，证实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4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曾经说过：“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没有对于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典型范例，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生动实例：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以神树、神坛、人（神）像、人头像、人面像（具）、半人半神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东方青铜文明中前所未见；以金杖、金面具、金面罩为代表的金器所展现出的辉煌的黄金工艺，在东方农耕文明中极为独特；种类和形制都十分丰富的玉器、近乎狂野的用玉现象，在中国青铜文明中十分突出；数量惊人的象牙、海贝集中埋藏的现象，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都十分罕见。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神像的器具为造型主体，对宗教祭祀活动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的形象表现颇多，而同时期中原地区商文化的青铜器则是以礼（容）器为造型主题，很少看到单独的人像与神像。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权色彩显得更为突出，反映了古蜀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

　　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比较复杂，总的来讲，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当属陶器和石器，这些常见的日常用品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三星堆文化又广泛吸收了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纹样审美和用玉传统，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锥形器，来自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灰白陶器、筑墙技术和稻作技术等观念、制度、技术与具体器物，反映出古蜀文明与这些地区古代文明的深刻联系。

　　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范围东至长江三峡，北达关中地区，南越云贵高原直至越南北部。源于中原文化的玉璋，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有大量出土。这些玉璋传入蜀地后，古蜀人对其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蜀式牙璋，而这种牙璋的传播范围非常广，在香港、广西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看似非常奇特的器物，比如说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着的牙璋、头上顶的不同形制的尊，大量出现的龙的形象、商文化青铜器纹饰等等，无一不是体现中华文明的经典元素，充分说明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早期中华文明众多区域性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且很独特的一支。三星堆人用浪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对世界的探索和感悟，留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三星堆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实证。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雷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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