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日前，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览分为“溯古寻儒”“化成天下”“万世师表”3个单元，共展出国内外近30家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旨在展示儒家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核心理念及深远影响。

　　展览主题“大道之行”语出《礼记·礼运》篇，表达了儒家对建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美好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追求，不仅是“大同”社会理想的经典表述，也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理解和使命担当。

　　儒家文化绵延相继、生命力旺盛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希望以传统礼乐制度重塑社会秩序，并采取“以仁释礼”的方法，建立了一套与人之本性联系紧密、涵盖丰富的思想道德体系。儒家文化产生后，即受到时人的重视。秦汉天下一统，汉武帝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走进展厅，第一件展品是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复制品）。衣镜背面绘制了3组人物，其中最上一栏左为孔子，右为颜回。图像两侧墨书内容为相应的人物传记。这是目前所见考古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孔子形象，可见汉代帝王对孔子及儒学的重视。

孔子衣镜（复制品）背面。

　　展品中一幅相传为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所画的《伏生授经图》，则记录了汉文帝与伏生授经的故事。伏生为秦朝博士，这个“博士”跟现代的博士不同，是一种给皇帝做顾问的官职，由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担任。在秦始皇颁布焚书令后，伏生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尚书》藏匿在自家墙壁之中。待汉初天下平定后，伏生重归故里，发现藏在墙壁中的《尚书》已经大多散失，仅仅余下二十余篇，于是他在齐鲁间讲授这些幸存的《尚书》遗篇。《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文帝听闻伏生能够治《尚书》之学，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山东，从伏生受《尚书》之学。伏生此时已是九十多岁高龄，说话带有方言，便由其女儿羲娥向晁错传言。经晁错记录，《尚书》这二十余篇得以保存下来，这便是著名的今文《尚书》。

　　东汉时期，儒学持续发展。魏晋时期，尽管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儒学仍为官方统治学说。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官私教育发达，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在儒家经典中寻求治理国家的答案，不断加强儒学修养。自汉唐以来，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御前讲席，是为经筵制度。展品中，明代徐显卿的《宦迹图》中有一幅描绘为万历皇帝经筵的场景：万历皇帝端坐于御座上，徐显卿担任展书官，立于御案之前，左右两侧文官与内侍林立，秩序井然。

　　同时，古代帝王对皇子们也积极进行儒学教育。明代编纂有蒙学读本《养正图解》，辑录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故事，并附有60幅图解。绘图解说竭力阐述儒家的纲常观念及伦理思想，教育皇子修身养性，以求有益于治国平天下。此书也深受清代统治者喜爱，此次展览展品中有清代重绘的《养正图解》。

清代绘制的《养正图解》。

　　两千余年间，经历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清代朴学繁荣等不同阶段，儒家文化始终绵延相继，并不断应时变化，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儒家思想为各朝各代认同与接受

　　历史上，儒家文化和思想对各朝各代都产生了影响。如北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统治过程中都重用儒士，推行儒学，借鉴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政权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展品中的《清拓重刻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册》是反映北魏鲜卑族统治者学习、重视儒家文化的实物。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刻立，由魏孝文帝拓跋宏撰文，原碑已毁，后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重刻。本次展出的是此碑清朝时期的拓本。魏孝文帝十分推崇汉文化，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推动了北魏朝代的繁荣和稳定。

《清拓重刻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册》。

　　辽、金时期，儒家孝文化也被广泛接受。展品“孝子图纹鎏金银壶”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庙苏木耶律羽之墓，壶身錾刻“搤虎救父”“闻雷泣墓”“伯瑜泣杖”“为母埋儿”“劝父尽孝”“拾葚供亲”“老莱儿戏”“卧冰求鱼”等八幅孝经故事图，装饰繁缛，十分精美。耶律羽之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深受孝道观念的影响，亲身践行忠孝观念，体现出耶律家族对中华传统孝道的认同与遵从。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元大都由中原人士刘秉忠等人规划与设计，是元代统治者接受儒家思想的实证。此次展览上有元代熊梦祥在《析津志》中撰写的相关建城介绍：“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故能匡辅帝业，恢图丕基，乃不易之成规，衍无疆之运祚。”

　　清代，皇子、贵族等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大学章句》为南宋朱熹所撰，是儒学经典著作。展品中的《大学章句》前附页上有乾隆皇帝的朱笔题跋“此朕从幼日课之书，祁寒暑雨未尝一日离，今万几之暇，偶一批阅，如与宿友晤对，所得不已多乎”。乾隆皇帝的跋文，是清朝宫廷尊习四书的重要物证。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学习儒学，清代还组织翻译儒家经典。展品《和素像轴》中的和素即是翻译家，他与父亲阿什坦都是清代重要的翻译家，将诸多儒家经典翻译成了满文。

　　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重视儒学，由此尊封孔子。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亲自到鲁城（今山东曲阜）祭孔，封孔氏宗子为“崇圣侯”，并尊封孔子为“文圣尼父”。金代在上京建孔庙，西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元朝时，元武宗在宋代的基础上增加“大成”二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将其封号提高到新高度。清代，顺治皇帝尊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在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为各朝各代认同与接受，历代统治者均推行儒学，重用儒士，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内向凝聚，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儒家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影响

　　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精神滋养，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财富。在东方，它以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的力量，塑造了古代东方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它以其人本主义与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注入了重要灵感。

　　儒家文化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东亚的儒家文化圈。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孔庙至今仍受到保护与重视，成为儒家文化影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见证。

　　展览中，有来自韩国的“莲鲤图”“文字图屏风”等文物。“莲鲤图”流行于明清时期，“莲”音同“连”，取“连科”之意。“鲤”意指“鲤鱼跃龙门”。“文字图屏风”上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汉字，并进行了艺术性的变体，将儒家文化相关故事融入其中。这些都是儒家文化为朝鲜半岛所吸纳的实证。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以儒教治国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建立汤岛圣堂，作为讲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和祭祀孔子的建筑场所，是东京的孔子庙。展览中，来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文几、料纸、砚箱、爵、象尊、牺尊，都是汤岛圣堂举行祭孔大典时使用的礼器，由当时各地大名进献。

日本江户时期的汤岛圣堂祭器。

　　越南河内的文庙是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见证，至今仍在越南民众的生活与信仰中扮演重要角色。河内升龙城是越南古代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都城，存续将近800年，其建筑规划受到同时期中国都城模式和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还越岭渡洋，传至欧洲。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法国巴黎出版。此书是首部欧洲语言译本儒家经典，由来华传教士翻译，对西方了解孔子、了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被称为“启蒙运动泰斗”的伟大哲学家伏尔泰深入研究儒学，他推崇“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赞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孔子思想对伏尔泰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儒家文化也为西方启蒙运动提供了智慧和力量。这些在展览中都有相关展示和介绍。

白釉伏尔泰像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介绍。

　　儒家文化诞生于中华大地，绵延相继，影响深远。其蕴含的深邃智慧、崇高理念及道德准则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海外广为传播，至今仍持续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理解、文明的交流互鉴带来启迪。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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