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 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教育家、爱国者
项秉光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中国公立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逐渐边缘化。西方基督教各差会通过不断整合与合作，建立了独立于中国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特殊教育系统。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办学成就，创建了不少高等学府，也培养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这些学校受西方掌控、服务于西方、游离于中国管理之外的特征，使其被视为设在中国的“洋人的学校”。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一位出身于教会学校的中国教育家就认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却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管理，而教育的又是中国的青年，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位有识之士就是华中大学校长，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韦卓民。
1888年，韦卓民出生于当时的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他6岁时读私塾，14岁时到澳门学习英语，15岁时随父亲北上投靠一位在汉口的亲戚，得以进入教会学校文华书院学习。1911年，韦卓民从已经改为大学的文华大学毕业，并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的教师，同时攻读硕士学位。4年后，韦卓民获得硕士学位，并在3年后被推荐赴哈佛大学哲学系留学，师从美国哲学家霍金。从美国修完博士课程之后，他回到中国，出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取名文华书院。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书院从只有几名学生和一栋民房，发展成为有学生数百人、学科多样的大学。1909年，文华书院在美国备案，改名文华大学。19世纪下半叶，英国循道会在武昌创办博文书院，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1924年，三所教会学校的大学部合并成立华中大学，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孟良佐出任校长，韦卓民担任大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就在华中大学成立的这一年，中国社会各界发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广州圣三一中学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对抗，学生们谴责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奴隶式”教育，要求收回教育权。这一事件揭开了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矛盾。这年圣诞节，长沙雅礼学校发生罢课，学生团体发表宣言，要求把外国人赶出学校，收回教育主权。仅在这一年，全国各大城市基督教学校发生的大规模学潮就达20多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激化，教会学校受到了严重冲击。
1925年11月，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呼吁，北京政府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试图收回教育主权。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私立学校规程》。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1929年颁布《私立学校规程草案》。其核心规定有几条：私立学校的校长由中国人充任；不得强迫进行宗教活动；教育部有权改选校长；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董事会主席必须是中国人。教育部限定注册立案的截止日期是1932年6月底，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一事终于提上议程。
1927年，华中大学受到冲击，一度停办，直到1929年复课。在此期间，韦卓民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师从哲学家霍布豪斯，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29年重新回到华中大学。此时重开的华中大学急需寻找一位中国人来担任校长，以符合中国教育部的规定。韦卓民以各方面都极为出色的条件，成为华中大学的校长。早在1927年学校关闭之前，韦卓民就宣称华中大学已经做好向国民政府注册的准备。但是，这些教会学校的真正权力实际上都在西方各差会手中，掌握实权的西方基督教会并不愿意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1928年4月，美国圣公会全国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受美国教会完全或部分津贴之学校不得向中国政府立案”。但是韦卓民并不愿就此向西方殖民势力屈服，表示要“作一切努力”推进学校的注册。经过他两年多时间的不断努力、沟通、反复磋商，华中大学终于在1931年12月完成了在中国教育部的注册。而同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则一直服从美国方面的指示，拒不在中国注册。
从1929年到1952年，韦卓民担任华中大学校长20多年。他把华中大学的办校宗旨定义为：“培植有为青年，为人群谋福利，为国家增元气。”他坚持一种“少而精”的办学理念，把有限的教学资源用在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扩张学校规模上，试图把华中大学办成“重质”的精品学校。为此他广聘名师，招揽了当时国内的一批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卞彭、桂质庭，化学家张资珙、徐作和等。他还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讲学，李约瑟、费正清，以及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都曾经到华中大学授课。华中大学由一所地方教会大学，逐渐发展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
韦卓民本人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学者，曾经多次应西方著名大学和神学院的邀请讲学。1937年，应聘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耶鲁大学神学院伦理学客座教授。1945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纽约协和神学院亨利·鲁斯讲席客座教授。他在西方讲学、演讲的内容后来集结为《中国文化之精神》出版。他不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还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翻译了康德和黑格尔著作及相关研究作品达400多万字，还写作了几十万字的评注。2016年，历经策划、整理20多年的《韦卓民全集》出版，成为韦卓民一生学术思想的最好总结。
韦卓民不仅是学者、校长，还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做出了很多调整，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抗战期间，他带领全校师生南迁云南大理喜洲镇，继续坚持办学，并把自己的讲学收入全都捐献给学校，直到1946年迁回武昌。1949年，他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拒绝南迁大学的要求，而且拒绝向国民党提交学校中地下党员的名单，设法保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最后将学校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政府。1950年，韦卓民作为40位发起人之一参与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言”，直接推动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华中大学并入了后来的华中师范大学。韦卓民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专注于学术研究。1976年，韦卓民在武昌去世，享年88岁。在今日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校园里，立着韦卓民的汉白玉雕像，他的全集也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以纪念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见证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和沟通中外的卓越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12月20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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