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丝绸不只在人的衣着中担当重要角色，在礼仪、信仰、科技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也都发挥了极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丝绸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依据考古发现，距今8500年左右的河南贾湖遗址已发现丝蛋白；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双墩文化和半坡文化已发现蚕的图像或蚕蛹雕刻；距今5300年左右，北到渤海、南到长江的广阔区域内，有关蚕文化的考古发现已非常丰富，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玉蚕、仰韶文化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蚕蛹等。其中，郑州在这一时期多个遗址发现的丝绸和家蚕蚕雕最为令人瞩目。

　　至今，郑州已在双槐树、青台、汪沟、楚湾等4处遗址都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丝绸，多数保留有清晰的经纬结构，这是目前全国发现丝绸实物中时代最早的，也是最为集中的。尤为重要的是，科技考古专家发现，这些丝绸在制作过程中已使用了原始脱胶技法，有的已运用绞经结构，这种丝织物即是罗。青台遗址发现的罗还染了色，被称为绛色罗，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丝织品。

　　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了一枚牙雕蚕。相对于以往发现的蚕蛹、蚕画而言，这枚牙雕蚕更为重要，原因在于，其造型较为写实，头昂尾翘，正是吐丝或者即将吐丝状态的蚕，使得人们从实物即可看出其是一只家蚕的造型。继而从蚕造型及丝绸等的考古发现，即可判断出在仰韶文化这一阶段，野蚕已经驯化，家蚕已出现，时人特别重视蚕吐丝，养蚕缫丝已成时代新业。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代“淳化鸟兽虫蛾（yǐ）”，说的便是远古时期的驯化之事。其实，考古学和人类学等研究表明，何止鸟兽虫蛾，各种农作物甚至人本身都是一个逐步社会驯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即是一部驯化史。野蚕到家蚕，似乎只是人们驯化多种动植物中的一种而已，但这对于特别重视农桑文化的中华文明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从此中华文明农桑并重和“礼乎玉帛”的重要特征清晰地出现了，并且从此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底色，同时也成为中华文明在世界古老文明中独树一帜的重要代表。

　　郑洛地带或曰河洛地域，是中原的核心区域，在古代被视为“天地之中”。约5300年前，在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出现了“北斗九星—极星”崇拜等精神信仰和宇宙观。一系列考古学、人类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郑洛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是当时灿烂的中华文化星河中耀眼的一颗。这一亮丽的文明图景，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描述为“河洛古国”。

　　专注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林梅村先生讲，最能说明中华文明对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即是中国的丝绸发明及其在古典世界的传播。显然，“河洛古国”的家蚕驯化和丝绸发明，无疑是这一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者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马跃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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