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内容、风格上面貌一新，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新天地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文艺的发展和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对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都有论述。同时，党还积极通过民歌、民谣等民族民间文艺鼓舞人民参与斗争。

　　在革命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文学作品。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文艺、民族文艺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在白山黑水、茫茫草原、伊犁河畔、巍峨高原、苍山洱海间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新中国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如玛拉沁夫、李乔、库尔班阿里、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舒群、金哲等，大都有过革命经历或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出台了若干扶持政策。少数民族文学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获得了较快发展。1949年10月，《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就指出，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也明确把“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通过决议，明确指出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事业，以丰富和繁荣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

　　在具体实践上，一方面，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创作环境中，各族作家人才辈出，新作、力作迭出。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舒群、杨苏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领域佳作不断，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锻炼》《红路》《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阿诗码》等。这些作品较好地担负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使命，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8年着手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从此，一个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面前。为了使这幅蓝图变成现实，中国各民族文学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开始了新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不仅如此，党和国家特别重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民族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进行总结。例如，中国当代第一部少数民族诗歌选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诗歌合集》，收录了1949-1959年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朝鲜、哈萨克等16个民族28位作者的177首诗，呈现了新中国成立10年间多民族诗歌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图景。

　　◆新时期的新创造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时代语境中，党和国家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少数民族文学也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各族作家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文学创作长期以来的重大主题和神圣职责，发挥文学的力量，歌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要全面触及和反映民族地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敢于探索民族文学创作的新课题，勇于攀登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高峰。这两个方面，既明确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方向，也反映出其创作能量的充分释放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

　　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中宣部再次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国作协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内蒙古大学、延边大学等相继获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就在政策、制度、组织、机构、平台、学科等方面着力建设，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尤其要提及的是，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1980年由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盛会。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是1981年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玛拉沁夫、乌热尔图等近百位作家获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类奖项。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正式确立。

　　三是1981年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创刊。《民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正如1991年费孝通所评价，“是一个播种机、一把金钥匙，不断把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品种撒遍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

　　这三件大事，可谓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碑石，少数民族文学也因此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满族作家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别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少数民族作家以实力收获文学硕果，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地位和荣誉。

　　1980至1990年代，玛拉沁夫、李乔、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巴·布林贝赫、克里木·霍加、李陀、扎西达娃、霍达、朱春雨、孙健忠、艾克拜尔·米吉提、乌热尔图、吉狄马加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以群体的姿态，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在这些作家的文学书写中，既有投入祖国母亲怀抱中的温情，也有对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具体呈现，而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前进，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新时代的新使命

　　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全国文艺界和文化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指明了发展路径。

　　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优秀文学作品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冯良的《西南边》、海伦纳的《青色蒙古》、红日的《驻村日记》、梅卓的《神授·魔岭记》、阿克鸠射的《悬崖村》等第十二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民族文学》2020年推出的系列“抗疫小说”以及向本贵、瑶鹰、谭志斌、热孜古丽·卡德尔、海勒根那等作家聚焦“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书写，冶生福、罗家柱、莫永忠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角度，对抗日题材的再挖掘……各族作家以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书写时代巨变，彰显时代精神。

　　同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等，从政策、体制、机制三个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经典传播提供了全面保障。此外，以《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代表学者和标志性成果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为扩大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放眼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的深度思考，对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全面观照和介入，对时代大潮的积极呼应，再一次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功能和风采。可以想见，在坚守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基本功能的同时，反映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用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重大的时代转向。这一转向，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学新使命，开启了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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