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还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

　　辛亥革命前夕，云南就于1908年爆发由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虽然未能成功，却为辛亥云南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继湖南、陕西、山西等省之后，率先在西南响应，于10月27日发动腾越起义，成立滇西军都督府，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成功，成立云南军都督府，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文物，见证了这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今天，我们选取一些辛亥革命文物做简要介绍，通过文物回望历史，并以此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武昌起义纪念章

　　徽章是用以表示身份、职业、荣誉或用以纪念某一事物的特殊标志。一般分为证章、奖章、纪念章、礼品章等。辛亥革命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作了一批纪念章。

　　1912年10月，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湖北都督府制作并颁发了“武昌起义纪念章”。纪念章外形基本参照了铁血十八星旗。纪念章正面分为内外圆两层。外圆由金穗围绕，上书“武汉纪念章”五个字；内圆为白底，中央以十八星旗（左）与五色旗（右）交叉为主图案。纪念章背面主图案为黎元洪戎装浮雕胸像，彰显其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头像上方为“黎元洪”英文签名。

　　辛亥革命纪念章中，以十八星旗（或十九星旗）与五色旗交叉兼用作为主图案的较为常见，它们形状各异，文字内容多样，有的将五色旗置于纪念章左侧，十八星旗放在右侧，有的则相反。除此之外，在其他文物上类似图案并不鲜见，如云南省博物馆所藏两把李鸿祥将军佩刀，在其刀柄中缝处也有十八星旗与五色旗交叉图案。十八星旗（或十九星旗）与五色旗高频同框出现，主要源于这两面旗帜在当时都曾是革命和民国的象征。

　　五色旗

　　五色旗最早源于同盟会讨论未来中国国旗时，“有人提议用五色，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以白、青、黑、红、黄对应金、木、水、火、土，代表五行始终说，暗指将取清朝而代之。随着辛亥革命的迅速推进，五色旗被赋予了“五族共和”的含义。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12月4日江苏、浙江、上海三地都督，以及各省留沪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会议决议：“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0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临时参议院职权）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的议案，并提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施行。

　　1912年5月10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此后，临时参议院又通过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6月11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将临时参议院“以五色旗为国旗”的决议颁布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纪念章”出现之时，国旗之争已落下帷幕，但十八星旗依然在部分革命人士心中有崇高的地位。众所皆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尚左、尊左的习惯。武昌起义纪念章将十八星旗置于国旗左侧，凸显其地位，这表明在此时革命党人的思想尚在整合之中。

　　新军军官礼服

　　在辛亥革命中，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后来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清末，清军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利，迫使清政府认识到必须采用西法，创建新军，从官兵素质、军事装备、训练方法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1902年，云南开始编练新军，至1909年云南新军编练成一镇（师），定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经过几年努力，编练成军的新式陆军较之以往确有很大进步，军官大都受过军校教育，尤其是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相继毕业后回到云南，如李根源、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赵复祥、庾恩旸、张开儒、邓泰中等。他们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有不少人在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滇任职，为云南新军传播革命思想打下了基础。

　　新军除官兵素质得到提升外，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其中也包含了军装换新。以云南省博物馆藏“李鸿祥新军军官礼服”为例，该军装参照德军军装设计，采用立领中长上衣，对襟式单排扣，缀平圆纽扣7颗。领章缀金色飞蟒，飞蟒抱蓝珠，似游龙戏珠，领口边缘包裹一道金边。袖章为盘花金辫，袖口缀一条金线、一条红线（代表步兵）。通过领章和袖章判断，这件礼服应属于中等第三级“协参领”。理由如下：第一，新军礼服领章上的宝珠颜色“上等抱红珠，中等抱蓝珠，次等抱白珠”；第二，领章边缘金线，一级三道，二级两道，三级一道；第三，袖章的表示方法参用领章，衣袖口横缀一至三条金线区分三级。这套新军礼服从颜色、标识、样式等方面全面模仿西方军队，在军服近代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身着西式军装的新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甚至引领了时代风尚，一些地方民众纷纷以穿着西式军服为时尚，以致各地新军不得不张贴告示，严禁民众冒穿军服。

　　根据清末新军军衔与职位设置，中等第三级“协参领”军官一般被任命为“管带”（营级指挥官），结合李鸿祥生平，这套礼服很可能是李鸿祥被任命为新编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前后配发的。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李鸿祥被任命为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1911年10月30日，正当李鸿祥所部在北校场分发武器准备起义时，为北洋系值队官唐元良发觉。所部士兵见事机败露，开枪击毙唐元良。李鸿祥即召集全营誓师起义。七十三标“标统”（团级指挥官）率卫队前来镇压，李鸿祥率部奋勇迎头痛击。随后革命军蜂拥入城，围攻昆明五华山军械局巡防队，云南总督李经羲急调部队，与李鸿祥部在黄河巷一带巷战数小时。当夜3时，蔡锷率大队进城，炮击总督署和军械局。31日中午12时，革命军占领全城。两日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为都督，任命李鸿祥为省城卫戍司令。

　　军政府公债券

　　公债是政府以信用形式向本国居民和单位或向国外取得收入而形成的一种债务。1894年，清政府为应付甲午战争军费而举办的“息款商借”，可视为中国近代国内公债之发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地纷纷举起义旗，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各地革命政权建立后，军费开支骤增，同时又缺乏中央财政的支持，因而普遍陷入财政危机。据统计，清末云南省“每一年岁入，不过三百余万两，岁出年约需六百余万”，不足之处由朝廷通过向云南划拨协饷和各省协滇银两弥补亏空，但每年仍然缺一百余万，财政赤字严重。辛亥革命后，云南因“各省独立，协款骤停，中央亦无力拨济……加以援蜀、援黔、援藏，先后出师，供应浩繁，所费百数十万”，财政顿陷困境。为化解财政危机，各地方革命政府采取了包括发行内债在内的多种财政措施。自武昌起义后一年内，计有鄂、赣、沪、浙、闽、陕、滇等地发行过地方公债。

　　云南省博物馆藏“中华民国军政府公债票”为上海沪军都督府发行。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11月14日，因财政支绌，沪军都督府决定筹募公债。“中华民国军政府公债票”，主要用于军费支出。公债票面分5元、10元、50元、100元四种，云南省博物馆所藏为50元、10元两种。“中华民国军政府公债票”，5元券发行50万张、10元券25万张、50元券5万张、100元券2.5万张，合计1000万元。票面印有天、地、玄、黄四号，用以区别还款期限之远近。每号洋250万元；偿期6年，按天、地、玄、黄顺序分4次还清，每次偿还250万元。公债利息采取递进制，逐年递增。第一年年息为七厘，第二年年息为八厘……至第六年为一分二厘。10元和50元债券分别为蓝色和红色，以示区别，左下钤盖上海沪军都督府都督陈其美、民政总长李平书、财政总长朱葆三印信。票面背面使用英文，落款为陈其美、李平书、朱葆三三人英文签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认为地方发行债券有碍统一，要求湖北、上海等地停止发行。1912年2月28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再次下令要求“上海公债票应即停止”。此后，军政府公债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鸿祥将军佩刀

　　李鸿祥是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曾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李鸿祥将军佩刀，上面的“九星旗”很有特点。武昌起义后，各地曾出现多面国旗并用的局面，“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十八星旗原是以湖北革命党人为主组织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旗帜。1907年，焦达峰、刘公、孙武等一批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筹组共进会，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湖北军政府建立，军政府使用的就是十八星旗。十八星旗作为首义之旗，影响非常之广，也被多地革命起义军悬挂使用。云南腾越起义中，革命军“以九星为旗帜，以黄帝为纪年”，这里的“九星旗”其实就是十八星旗。

　　云南军都督府嘉奖令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辛亥革命文物中，有一件1912年3月签发、钤盖云南军都督府印的《云南军都督府嘉奖令》。奇异的是这封嘉奖令却出现了刘虞、刘虏两个受奖人名字。嘉奖令正文中“其刘虞请给予同副校尉职衔”，而文末却指明“右状给同副校尉职衔刘虏”。繁体“虞”“虏”两字写法相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书写者笔误造成的。那么是“虞”误写，还是“虏”误写呢？细查该嘉奖令文本，其左侧有段小字，虽模糊不清，但答案隐藏在依稀可见的文字中。这段文字落款为刘明德，时间为1981年12月18日，查阅该文物征集信息，刘明德即文物捐赠者，捐赠时间也吻合，这段文字应该是捐赠者后加的说明。其中提到“原文虏误为虞，最后一条原已剜改，而正文内虞字仍未及改正”，造成了误会。同时，刘明德称在辛亥革命时期自己曾使用过“沙潜蛟”“刘虏”等名，因此受奖之人同时也是捐赠人刘明德（即刘虏）无疑。

　　1911年10在龙陵光复的过程中，刘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明德任龙陵县县长时间不长，便辞官回乡教书。他于1926年在腾冲参加过倒唐运动。1981年，年过九旬的刘明德将这份珍贵的嘉奖令，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

　　孙中山为鸡足山题字横幅

　　清末民初，虚云法师三上大理宾川鸡足山驻锡弘法。这期间，虚云法师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虚云认为孙中山倡导的大同世界和自由、平等、大同的主义，与佛教的宗旨相一致，若能实行，便成为人间的极乐世界。

　　虚云法师与孙中山会面始于1912年。据虚云自述“辛亥革命后，沪上佛教会以新定章制，略与诸方抵触，公北行至沪，与寄禅、冶开，诸公斡旋，于南京晤孙中山先生，商改订会章”。此段文字出自《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中“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七十二岁”一节。坊间以为这次会面是在1911年（辛亥年），其实不然，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长期被清政府悬赏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为革命募款，得知起义消息后即筹备回国。1911年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美国，途经英国、法国等地，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25日抵达上海。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赴南京就职。遍观这段时间孙中山行程，如虚云所记无误，那么他与孙中山在南京的会晤应该发生在孙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即1912年1月至2月间（此时仍为农历辛亥年）。民国诞生之后政府虽宣布使用公历纪年，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在短时间革除。

　　1913年，上海静安寺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暨寄禅法师追悼大会。中华佛教总会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虚云此次在上海为佛教的前途和命运呼吁奔波，得到了谛闲法师、太虚法师等佛教同仁和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响应护持。期间，孙中山与虚云见面，并题写墨宝“饮光俨然”相赠，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饮光”是佛教罗汉名，相传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大弟子饮光迦叶守佛衣入定鸡足山华首门，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孙中山书法用字规范，规矩整肃，一笔不苟。辛亥元老、时任《民国日报》社长邵元冲评价孙中山书法说：“总理生平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在“饮光俨然”题词上，这种书法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反映出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理性与沉稳。

　　结语

　　辛亥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这些辛亥革命文物，是对辛亥革命的记录和见证，保存着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通过这些文物，我们观察到中华大地这一百余年来的沧桑巨变——辛亥革命后6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辛亥革命后8年，五四运动爆发，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辛亥革命后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传承接续辛亥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供图：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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