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电影是我国电影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回溯我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银幕上呈现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新时期在文化寻根浪潮之下，民族题材电影承载了创作者的文化乡愁；进入21世纪后，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日益丰富的文化追求，各民族电影创作者崛起，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参与中国电影文化建构。

　　经过70余载的发展，民族题材电影在促进民族团结、展现各民族优秀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诉求面前，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样式，但是将民族叙事置于国家叙事的框架内，是其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回首70多年的发展历程，民族题材电影与新中国共成长，在新时代同奋进，不仅为我国电影事业发展注入活力，也为提升文化自信汇聚力量。

　　从彰显文化魅力到表达文化乡愁

　　民族题材电影内涵走向丰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冰山上的来客》《神秘的旅伴》等为代表的“反特”类型的民族题材电影，以类型化、情节剧方式讲述了各民族群众与敌对势力作斗争、共同守卫祖国边疆的故事；以《农奴》《芦笙恋歌》为代表的解放主题的民族题材电影，则展现了在新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下，藏、拉祜等各族同胞推翻旧有的社会制度，成为新中国主人的历程。革命与解放以及隐含于其中的国家叙事，不仅是彼时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也是1949-1966年期间中国电影的主题。

　　从主题叙事而言，当时的民族题材电影与其他电影并没有本质区别，共同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样态。而真正体现民族题材电影特点和魅力的是其展现的丰富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壮丽奇秀的地域风光、悠扬动人的民族音乐、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等，成就了民族题材电影独特的文化魅力。影片《刘三姐》虽讲述的是刘三姐同地主斗争的故事，但其中山清水秀的广西美景非常“养眼”，《山歌好比春江水》《世上哪有树缠藤》等壮族山歌独具魅力，至今广泛流传。同样在影片《阿诗玛》中，阿诗玛与阿黑坚贞的爱情、丰富多彩的民歌、勇猛灵活的撒尼摔跤、载歌载舞的火把节等，共同形成了影片独具特色的文化品质。

　　进入新时期，民族题材电影回归多元叙事主题，其中文化乡愁是表达主题之一。新时期来临，以《红高粱》《黑土地》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传递出创作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西部农村地区，在寻根与反思的浪潮中思考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的表达。民族地区成为许多电影创作者的找寻之地，承载了历史追问、意识觉醒等多重文化使命。

　　谢飞执导的影片《黑骏马》中，走出草原进入城镇接受现代教育的白音宝力格，在重回草原后，摆脱了苦闷与惆怅，感受到真实的自我的存在；张暖忻执导的《青春祭》中，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李纯进入傣族村寨，在与傣族群众的朝夕相处中重新找回青春与美的真谛。

　　文化乡愁是现代人离开故土后，对故乡的一种心理归属与情感认同，文化乡愁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困境的表征。当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席卷之时，通过对民族传统与故乡的追忆形成的文化乡愁，成为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源动力和精神内核。

　　扬弃传统　关注现实

　　以电影创作体现文化自觉

　　进入21世纪，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自觉上，不仅有着对传统的思考与扬弃，更多则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与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就要求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积极了解民族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发展方向，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之上，理性对待现代文化，在文化自觉与自省中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2006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了自己的首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曾执导了《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多部民族题材电影的导演谢飞认为《静静的嘛呢石》“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题材电影”。该片通过寺院、村庄、路上三个主要场景，从容平和地进行叙事，展现了藏族群众真实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文化自觉与自我适应贯穿在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系列中，如影片《老狗》中父子因卖藏獒产生矛盾，但最终选择互相体谅，共存于日常生活化的温情叙事中。此外，以德格娜、张大磊、周子阳为代表的电影创作者通过对父辈们的追忆与再述，思考新的社会形态下个体命运与代际关系，表达了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文化自觉。

　　在追求“共同体美学”中增强文化自信　民族题材电影守正创新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文化自信的气度，这种文化自信体现在各民族文化融通互鉴，形成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以文化自信的态度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就要求民族题材电影能够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10年由蒙古族导演宁才拍摄的《额吉》根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事件改编创作。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牧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博爱的精神收养了来自上海等地的约3000名孤儿，并将他们称为“国家的孩子”。影片《额吉》中草原母亲琪琪格玛的仁爱、包容，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今年，同样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由著名导演尔冬升执导的《海的尽头是草原》也将上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事业快速发展，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作品获得口碑、收视、票房和发行多方丰收。其中，以凝聚中国电影实践、面向未来电影创作的“共同体美学”为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方法与实践路径。影片《远去的牧歌》讲述哈萨克族从游牧走向定居的生活历史，以恢宏的叙事向度、历史化的叙事高度，引发更为广阔的关于中华文明的思考；影片《红花绿叶》讲述回族青年男女在朴实平凡的生活中对爱情的追寻；影片《第一次的离别》用童真的视角讲述了“爱与离别”的人生主题。这些影片指向人类共通情感的共情共振，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今天，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迈入电影强国，中国电影产业正处于黄金时代，新时代民族题材电影也应在守正创新中启航新征程，坚定文化自信，以“共同体美学”为美学维度，为电影强国、文化强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支撑。

　　（作者系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本文图片均为电影海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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