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甘肃的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其已经占有的地盘，吞并邻邦，实现统一帝国的大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在此背景下，以天文历法、医药和建筑为代表的科技在今甘肃地区也得到新的发展，为绚烂的甘肃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

高台县博物馆藏的魏晋彩绘车马出行图壁画砖

　　索袭、赵（fěi）等的天文历法

　　索袭，前凉敦煌人，字伟祖。他虚心好学，不应州郡征聘，举孝亷、贤良方正，也以疾辞，一心专攻阴阳之学。他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十余篇，其文颇多个人见解。前凉张茂统治时期（320—323年），敦煌太守阴淡抱着好奇的态度拜访索袭，双方交谈投机，竟日忘返。辞别后阴淡赞叹说，索先生大德名儒，真值得向他请教。索袭宅不上亩而志存九州，身居尘俗而栖心天外。《晋书·索袭传》作者将他比作战国齐稷下先生，又比作著名隐士和道学家黔娄及庄子，可见其影响之大。死谥玄居先生。

　　与索袭同宗的索紞（dǎn），字叔彻，年轻时曾就读于太学，《晋书·索紞传》载他“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就是通晓儒家经典，为儒学通才，又懂阴阳天文，数术占卜，观察天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儒者兼天文学家。他和索袭一样，也是只愿投身学术，不愿做官。一次，朝廷任他郎中官职，他预见中原将乱，就选择婉辞归乡。

　　北凉时期的天文学家赵于沮渠蒙逊玄始元年（412年）著成《玄始历》。该历以600年为一章，每章置221个闰月，纠正先前因闰数偏多造成的时间差，使历法的置闰更加准确，他的这一历书，被北魏政府采用。《魏书·律历志》记载说：

　　（北魏）太祖天兴（398—403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439年），得赵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

　　一部由河西士人所著的历书，被北魏政权所采用，代替了已经流行200多年的旧历。《玄始历》后来传到南朝刘宋，祖冲之参考后，编制《大明历》，391年设144个闰月，使历法的置闰更加精确。由此也见《玄始历》的精密和官方信任度之高。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赵在历史上留名的天文、历法、数学著作，还有《河西甲寅元历》《甲寅元历序》《七曜历数算经》《阴阳历术》《赵算经》等。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甘肃其他留名于史的天文历法著作，还有萧梁时期流行的《朔气长历》，为晋安定郡（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谧所撰。

　　皇甫谧及其《针灸甲乙经》

　　这一时期甘肃学者在传统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他二十岁才开始拜乡人席坦为师，发奋读书，从此勤力不怠。因家贫，曾亲自带经书下地劳动。即使在得重病，半身麻木的情况下，也手不释卷，遂博通典籍百家之言。他立志以终身著述为务，不求仕进。所著诗、赋、诔、颂、论文甚多，又编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史学及《玄晏春秋》等经学著作，是一位学识广博，著述繁多，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医药文献学家和史学家、经学家。他的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也都是晋朝的名臣。张轨还是前凉政权的创建者和第一位国君。

　　皇甫谧虽然不是专业的医师，医学造诣却很深。古代治病主要靠验方，积累许多验方自然就会治病。古人将学医看作“忠孝”的标志。皇甫谧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针灸甲乙经·序》）《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编成的。这部书既是医学文献的整理，也是一部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针灸学经典。皇甫谧在该书《序》中说：

　　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256—260年），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这段话将《针灸甲乙经》同《黄帝内经》（包括《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关系，《针灸甲乙经》的性质说得很清楚。同时也表达了他编撰此书的另一起因，就是他在曹魏高贵乡公甘露年间得了风痹症，此病折磨他19年。他肢体疼痛，半身麻木，加上耳聋，极为痛苦。用当时流行的药方治疗，效果不佳，他认为那些治病方子，所本医理肤浅，未经过长久的实践检验。因此，皇甫谧以久病之身，下决心整理错乱不堪的黄帝三部医经。

　　皇甫谧在条列整理、删削、钩玄、疏证、阐发黄帝三部医经的基础上，从其中着重清理、概括、提炼出一套针灸学名词、概念、病状、治则以及穴位、针刺的理论技巧。《针灸甲乙经》既吸收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成分，又摆脱巫术、方士的迷信束缚，使中医针灸学成为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并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学问和技术。《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灸学经典，至今还是中医教学、科研和治疗的重要参考书。

敦煌《陶氏本草集注》残卷

　　《针灸甲乙经》以济世救人，忠孝仁慈为信守，但当时也有以医术残害人的卑劣典型。如清人张澍辑录刘昺的《敦煌实录》中记载，当时有一位懂针刺技术的敦煌人名叫张存，张存有一奴仆，受不了张家的奴役，一直设法逃命。张存为防止这个奴仆逃跑，就在晚上“行针缩奴脚。欲使，则针解之”。就是白天让他劳作，晚上又扎针捆束奴脚，使其不能逃跑。

　　宫殿、石窟寺等建筑技术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有段记载，大意是说：今人每见宫室建筑巧妙壮观，就牵强附会地说是鲁般造的，以致将长安、洛阳的宫观，也往往说是鲁般所造。事实上，据《朝野佥载》记载：鲁般是肃州敦煌（今甘肃敦煌市）人，在世年代无考，只知道他的技艺巧比天工。鲁般曾在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造“浮图”即佛塔。又将木头削成鸢状，鸢身上有机关，每击楔三下，就能骑在鸢上飞回家，此事连父母也不知道。后来，鲁般不在家，妻子怀了孕，父母追问缘故，妻子才将实情说出来。父亲感到奇怪，便伺机来到木鸢前，击楔十余下，骑上鸢背，一下飞到了吴会（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以为他是妖怪，就将他杀死。鲁般得到凶讯，便又造一木鸢，飞到吴县，运回父亲遗体。他恨吴人杀父，就在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城南造一“木仙人”，仙人的手指向东南方，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人算计这是鲁般所为，就带上价值千金的礼物，多次前来赔罪，鲁般于是砍断木仙人的手，当天吴中大雨。

　　《酉阳杂俎》所载，多是鬼怪不经，荒诞无稽之事。其所转录唐人张鷟的《朝野签载》也有同样特点，均非信史。但著者将鲁般的家乡写在敦煌，当有一定的传说依据，至少说明这里当时有许多能工巧匠。魏晋以前国内建寺塔不多，魏晋十六国以后，各地建寺造塔成风，因此，我们从“于凉州造浮图”一句，可以大致判断《朝野佥载》所记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设想当时河西一带有不少土木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

　　这一时期，甘肃宫室建筑的技术水平，可以举例概见。

　　一是前凉张骏（324—345年）的谦光殿。据清人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记载，张骏在姑臧（治今甘肃武威市）建都城，城内修“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 ，以春三月居之；南曰邾日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如此豪华的建筑，其修建技术肯定是一时之极致。

　　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元年(412年)，沮渠蒙逊仿效后凉国主吕光“缮宫殿，起城门诸观”（《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的做法，大兴土木，备极豪华。北魏河间王元琛为秦州（治所在今天水市）刺史，“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奈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太平广记》卷236）这些宏丽的建筑，豪华的装饰，都是由技艺精湛的工匠修建的。难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北朝河西为中西文化交汇之所，又为华夏传统文化硕果仅存的几个代表区域之一。北魏平城、洛阳、隋唐大兴城(长安)的修建，都曾受到河西城建文化的影响。

　　二是后凉吕光 (386—399年) 时的能工巧匠任射。据张维《十六国史钞》引《凉州记》记载，任射有奇巧。京城姑臧凉风门及白殿岁久倾败，“射运巧致思，土木俱正。”距今1600余年前的工匠，有本领将“岁久倾败”的大殿扶正，那真可谓“奇巧”了。

　　三是北魏政治家、陇西人李冲，不仅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统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高超的才能和实际操作本领。当时世族地主普遍鄙视社会生产劳动，甚至连下品官员都鄙视劳动，但出身高门的李冲，虽贵宠一时，却能在负责平城和洛阳“营构之任”时，“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据说平城的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魏书·李冲传》）作为世族贵胄，而亲自设计、亲手建造两京主要的宫殿，这样的人在当时绝无仅有。

　　四是这一时期河西城市建筑的整体水平。如前所述，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洛阳、隋唐大兴城(长安)的修建，都曾受到河西城建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象，在中原战乱，惟河西独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甘肃在城市建筑方面保有的技术水平。

炳灵寺石窟

　　这一时期寺院兴建和石窟开凿的形制和技术，源于佛教的盛行。单从建筑技术看，石窟寺适应宗教的需求，将古印度的建筑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形成多样化的技术形式。其一是“支提窟”，它是用中心柱将一个佛窟分隔成前后两室，前室正壁绘塑佛像，左右开凿通道供出入后室，中心柱的侧壁、后壁及四周窟壁上，分别开龛塑像或施绘，供信众礼拜和瞻仰。此类洞窟占地面积小，利用空间大，可以包含很多的绘塑内容。其二是“毗诃罗窟”，它是印度佛教建筑的一种，在一个较大的方窟正壁、左右壁及窟门两侧壁上，开凿许多支窟，供僧人坐禅修炼。每僧一窟。僧人在仅能容身的窟中面壁而坐，有利于排除杂念，集中思虑观向。其三是宫殿式洞窟，更多地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雕梁刻柱，宽敞豪华，适合于做大型佛事活动，是政府和地方高官的选项。天水麦积山石窟第四窟上的七佛阁，就是这样一座宫殿式洞窟。

麦积山石窟

　　这一时期西北在桥梁架设方面的技术水平也挺高。如西秦时，黄河流经今甘肃临夏北大夏河、洮河二河口间的一段，被叫做赤岸或河夹岸。《水经注·河水二》注引《秦州记》记载：“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晋安帝义熙中（405—418年），乞佛（伏）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由此可见，千数百年前的人，能在黄河上架起“飞桥”，工匠具备的架桥技术确是不低。

《甘肃日报》（2021年8月2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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