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会面的画像。
大型纪录片《丘祖西行》在太白山取景拍摄。
2015年，彭涟道长随《丘祖西行》纪录片摄制组重访乌兹别克斯坦，他曾于2011年至2013年用21个月时间重走丘祖西行路。
丘处机西行路线。
近日，历史纪录片《丘祖西行》在网络平台播出，影片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再现了800年前道教全真派祖师丘处机率弟子西行至大雪山会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传奇故事：
1220年正月初十，73岁高龄的丘处机率十八名弟子自山东启程。1222年四月初五，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会见成吉思汗。其后，成吉思汗先后三次询问治国和养生之方，丘处机以“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等作为回应。成吉思汗接受他的建议，减少了杀戮。这便是“一言止杀”典故的由来。
1223年三月初十，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踏上了东归之路。1224年二月，丘处机及其弟子一行成功回到北京，完成了这场伟大的旅程。500余年后，清代的乾隆皇帝依旧感慨于这段佳话，亲题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一段西行之路，一段传奇之旅。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将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沿途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和历史事件编著成书，为后人留下一部研究13世纪初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
纪录片《丘祖西行》便以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为蓝本，沿着古书记述的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寻访当年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行踪迹。片中，19位国内外研究全真教、蒙古史、西域史的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共同回溯相关文献史实，为观众娓娓道来这段佳话。片中不惜篇幅讲道家、讲隐逸、讲文化。穿越时间的谱线，人们发现，道家、道教中的杰出人物心向出世，却依然挂怀着芸芸众生，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与慈悲。在历史文明的重重积淀中，全真道士丘处机效法历代玄门中的先贤，于乱世中入世，不惜残年、不辞万里，西行救民于水火。丘处机在诗中这样写道：
十年兵火万民愁，
千万中无一二留。
去岁幸逢慈诏下，
今春须合冒寒游。
不辞岭北三千里，
仍念山东二百州。
穷急漏诛残喘在，
早教身命得消忧。
——《复寄燕京道友》
自古中秋月最明，
凉风届候夜弥清。
一天气象沉银汉，
四海鱼龙耀水精。
吴越楼台歌吹满，
燕秦部曲酒肴盈。
我之帝所临河上，
欲罢干戈致太平。
——《中秋以诗赠三太子医官郑公》
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是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1112年—1170年）的得力弟子，金元时期杰出的宗教领袖以及文学家和医药养生家。王重阳仙逝后，丘处机为其师守墓4年，随后在陕西宝鸡磻溪修真洞和陇县龙门洞苦修十三载。1203年，丘处机继马钰、谭处端、刘处玄后执掌全真教。全真教在丘处机掌教期间兴盛于世。在思想上，他发展创新了三教合一的理论，使全真教被广为接受，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
而万里西行劝成吉思汗止杀，无疑是这位玄门高道传奇的生命历程中最为绚丽的一笔。这次西行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某一宗教乃至某一民族的范围，而显示出更为深远、广泛的文化意义。
万里西行非尔尔。这一队道教的远行者穿越华北平原、蒙古草原之后到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地，途中翻越了燕山山脉、杭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高山峻岭。这场传奇之旅比起水草丰美与大漠孤烟的浪漫，更多的是寒酷的气候条件与天堑险阻，以及被铁骑扫荡后的城池废墟和遗留战场的累累白骨。毋庸赘言，这是一场十分考验勇气、毅力乃至生命力的旅程。西行途中，他们时常受到沙尘暴、流沙的袭扰。艰难的时候，车子陷到流沙里，马儿停滞不前，人想挪动一步都很困难。丘处机随行弟子之一的赵九古甚至病死在了西行路上。
一路上，他们路过不同地区、不同国度，面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明，但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爱惜生命的人本主义精神，一直贯穿在这场伟大的旅程中。经历藏传佛教、萨满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地区时，丘处机尊重差异、入乡随俗，与沿途的人民友好往来、互换物产，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丘处机及全真教所提倡的各种宗教互相尊重、和谐共存的主张。作为回应，这些不同信仰的人民也向丘处机张开双臂，包容共处。
面对成吉思汗，丘处机更利用珍贵的会面时机，劝说他敬天爱民、减少杀戮，用崇尚和平与孝道的中原儒道文化对这位蒙古汗王进行文明的洗礼。丘处机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的使命与担当，更是对中华文明高度的文化自信。他对待本民族的文化、对待各种宗教包容与自信的态度，在世界文明交融与冲突并存的今日，仍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
止杀爱民的理念不仅是对成吉思汗的一句劝言，丘处机常告谕弟子们：“大兵之后，溺者当拯之，寒者须衣之，馁者须食之，疾者须起之……”在回程途中，他率领弟子施粥以周济饱受离乱的难民。丘处机回京住持天长观后，“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代姚燧《长春宫碑》）金与南宋的诸多文人士大夫与遗民百姓在全真教的庇佑之下渡过了灭顶之灾。这当中，对生命的珍爱与慈悲的精神，拯救生命和存续文化的巨大贡献，早已超出了某一宗教、国家乃至于时代的限制，而同古今中外优秀人类文明中的大爱精神遥相呼应。
丘处机的旅途是伟大的，记录这次西行旅途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自清朝中叶起受到关注，迄今已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成为国际性的地理历史著作。书中保留了许多在中亚历史上已经难以寻觅的珍贵史料，是研究中世纪中亚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典籍。它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文献价值，可与唐代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
从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到纪录片《丘祖西行》，古人和今人分别用不同记录方式向世人传达着丘处机万里西行的不朽意义和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正如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主任赵卫东在影片中总结所说，丘处机的西行之旅，是中国宗教史、政治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的历史价值是多方面的：这是一次文化之旅，可算作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尝试；这是一次生命之旅，西行就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的性命（实际的受惠者绝不仅仅是中原百姓）；这是一次和平之旅，是和平友好的互动交流，更通过这次旅行减少了杀戮；这是一次宗教之旅，全真教与各种宗教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丘处机的万里西行，使中国道教第一次主动走出去，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广为人知，为西方世界认识和接纳东方文明打开了一扇窗。
（本文图片由牝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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