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威胁，在我国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中，道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汉魏年间瘟疫频发，道教正是伴随着瘟疫防治的活动而产生、发展的，可以说瘟疫是道教产生并发展的一个直接催化因素，道教也因此留下了驱瘟断疫、济世度人的传统。伴随着道士对时疫的攘除，道教医学得以孕育而生。

　　早期道教的“以医传教”

　　早期的一些道派，如东汉顺帝、桓帝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都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方法，诸如“符水咒说”“跪拜首过”为下层贫民医治疾患，并以此作为重要的传教手段。

　　《三国志》《后汉书》记载：“张陵客蜀，学道鹤鸣山，造作符书。”张陵所学之道，是巴蜀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巫鬼道术，张陵以此作为传教手段，五斗米道也因此被人称为米巫、鬼道。

　　张陵的五斗米道，后来为张修、张鲁等人所沿袭，并加以改进。由于迎合了下层贫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需要，五斗米道获得了巨大成功。“百姓安然奉事之以为师”“竞共事之”，纷纷入道。

　　大约与五斗米道创立的同一时期，早期道教的另一大派太平道也在民间兴起。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极为相似，也是使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后汉书》卷七十一载：“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念，百姓信向之。”病人经过“医治”后，如果病情缓解好转，就声称信道而得愈；反之，病情迁延不愈，则归罪于不信道。

　　“攘除时疫”的道医文化

　　当然，早期道教在采用“符水”“咒说”“祝文”等宗教式的精神和心理疗法时，也大量应用了汤药、民间验方及针刺、熨烙等医疗方法。《太平经》有诸多这方面的记载，其中“灸刺诀”一卷中就详细记录并讨论了当时民间医术中常用的灸刺疗法。

　　《太平经》中还有大量用动植物药物、方剂来治疗疾病的记载：“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各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侯之，万不失一也。”

　　从上述记载也可以看出，早期道教医学已认识到各种药物，包括单味药和配伍方剂，其药效有高低之分，并冠以帝王、大臣、人民或天神、地精、人精和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或帝王方、王侯方、大臣方来区分，标明各自药效的高低。

　　同时，《太平经》中反复强调治病用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开处方、用药十分审慎，表现出道教医学对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医风、医德精神。

　　早期道教以医教的特点在魏晋时期流传，在几个小道派如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中也有所反映。

　　东晋道医葛洪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在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对伤寒、痢疾、时行、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尸注（结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医学创见。例如，葛洪对天花的流行及发病症状的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公认的最早记载，比阿拉伯地区的医生对天花的描述早了500年。

　　关于结核性传染病肺结核，葛洪已认识到这类病有极强的传染性，称之为“尸注”或“鬼注”。他明确指出患肺痨病的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因此告诫人们一旦患上此疾，应当及时隔离治疗。后世道教医家普遍重视对这类“尸注”“鬼注”病的治疗，由此也创制了不少疗治“尸注”“鬼注”的方剂。

　　葛洪关于沙虱病（也叫“盖虫病”）的认识也比日本的同类记载早了1000多年。1930年，日本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证实，正是葛洪所描述的这种沙虱的幼虫——红志蝴将寄生体内的病原体东方立克次氏注入人体，从而引起了这种急性传染病。

　　上世纪70年代，我国集中了以中医为主的研究人员攻克疟疾，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并且造福全人类的科研项目。研究人员从古代医学文献中筛选了大量治疟方，也包括葛洪《肘后备急方》所传治疟方。但是，研究人员按常规加热法提取药物成分，发现临床疗效均不理想。后来，研究人员从葛洪著述中得到启发，《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所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他们从“绞取汁”一句话中发现了古人用鲜药治病的玄机，因而采用了提取药物成分的新方法，即运用低温方法提取青蒿素成功，终于研制出比传统治疟良药奎宁更为有效的抗疟药物青蒿素。2011年，屠呦呦以“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又以“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即身以治世宁”的道教“医世”说

　　翻检史册，每当社会瘟疫暴发，道教人士都积极参与救治，或是画符施咒、或是祈福禳灾，安抚人心，更以医学的方式来防治瘟疫，留下了丰富的瘟疫防治文献，总结了较为合理的瘟疫认识，形成了较独到的如隔离治疗的瘟疫防治方法，为我国历史上的瘟疫防治作出了贡献。

　　道教医学作为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治疗未病为特色，并且从其独特的生命观、疾病观出发，发展出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并传承至今。当然，限于历史和认知、科技发展水平，道教医学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道教之教义，本不限于出世，而是以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和光同尘，随方设教。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人群历来是道教的优良传统。耸立在道教名山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是历史上道教助力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写照。“治世玄岳”为明朝嘉靖皇帝御笔所题，为古代武当山山门“玄岳门”石坊的俗称。嘉靖皇帝以“治世玄岳”昭示统治者以崇奉玄武的武当道教精神来治理天下。从汉代的《太平经》到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道教治世思想从早期救世说演进为“即身以治世”的医世说，并明确打出“医世为宗”的旗号，其所内含的纠治与调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之身心内外关系的理身治世“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

　　医世说系统阐发于清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中，其实质是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医世说的旨要在于“即身以治世宁”，即通过内炼外养，培养真元，先治其身，次治其心，“内则用以治身，外则用以治世”，达到“天都泰安”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夷安靖”之社会有序稳定，“闾阎富庶”之民富国强的目标。

　　道法自然的行为原则，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虚静恬淡、抱朴守真的精神境界，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伦理精神，重人贵生、性命双修的养生思想，在今天，道教医世思想中所透射出的人文关怀和生态伦理精神，仍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民族报》（2020年7月28日　08版）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vip.163.com

• 前一则: 梁思成林徽因以敦煌壁画“导航寻宝” 图
• 后一则: 第二届海峡两岸大禹文化交流活动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