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注，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

　　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创立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东汉时期，郑玄历时12年完成《论语》郑注，对《论语》进行全面的注释，使后世学习《论语》更加容易。北朝时期《论语》郑注流传较广，到了唐代不被人重视，宋代以后基本失传。但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注的写本残本，使这部书又大体呈现在世人面前。

　　1969 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葬的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注，亦即享有盛名的卜天寿写本。该写本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内容相对完整，涵盖《论语》正文以及相应注释。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3篇。

　　据写本内容来看，书写工整，字里行间透露出稚嫩的气息。写本最后有抄写者的姓名、籍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文字表明，该写本为12岁的学生卜天寿抄写，抄写时间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也就是公元710年，抄写地点是“高昌”，即现在的吐鲁番。“义学生卜天寿”，“义学”指唐代民间的私塾，表明卜天寿上的是当地的私学。这说明在12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地区就有供适龄青少年上学的私立学校，《论语》是学习课本之一。更有趣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还写下了一首有错别字、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吐鲁番出土的这一写本残卷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其年代早于敦煌写本180年，并且篇章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写本残卷所见郑注 (包括残缺不全者) 共147条，前所未见的佚文79条，其中《为政》 6条，《八佾》22条，《里仁》25条，《公冶长》26条。写本中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的注文共44条，对研究现存郑注佚文有纠谬补证之用。

　　从1959年至1975年，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 27号、85号、184号、363号5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20多件。由于被裁制成服饰或葬具，写本难免破损残缺， 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字句被保留下来。如184号墓出土的《论语》郑注，经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两篇。27号墓出土的《论语》郑注4件： 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5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乡党》5篇;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两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4件郑注内容有重复，但笔迹不同。其中，第三件写本文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由此推断，这些纸张大概是当时学生的抄经作业，墓主可能是学生的授课先生。写本其中一页，长24厘米，宽25厘米，文字为正书小楷，结构合理，笔法稳健，端庄秀丽，可见当时在高昌地区汉字书写水平较高。

　　专家亦推断，高昌县学生贾忠礼上的是一所官办学校，而非私学。唐代国势强盛，教育也非常发达，从中央直至府、州、县，都已形成相对完备的办学制度，私学、官学遍布城乡。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郑注，大多为官办学校和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新疆地区教育和办学等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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