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素有翻刻汉籍的传统，其刻本一般称为“和刻”。和刻之于《楚辞》也不例外，如汉王逸《楚辞章句》（《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集注》），都是研究者必读必备之书，于是日本学者花大力气，加以翻刻。

    一、和刻《章句》本：和刻《章句》易名为《王注楚辞》，翻刻于日本宽延三年（1750），校刻者为“庄允益”，故称为“庄本”。庄氏，姓庄田，名益恭，字子谦，通称平五郎。《章句》系庄氏年五十四岁时校刻，属其晚年之作。

　　庄本卷首有明王世贞序，次为其师服元乔题识，次为庄允益自序，次《凡例》，次《目录》。服氏称“庄子谦与二三子校《楚辞王注》”，庄氏自序也称“今兹与友人井勃门、柳大礼读之，遂句焉，梓于前川氏”。井勃门、柳大礼、前川氏等人，可能就是“二三子”，共同参与了校读编纂工作。可见此书校锓，师友相从，汇集了众人智慧，实属难能可贵。

　　庄本尽管改了书名，但其整体结构、卷次编排，与存世《章句》本无甚异同。

　　庄本问世后，受到热捧。刘师培说，“今所传王本，明刊而外，惟日本庄益恭刊本较为精善”。崔富章说，“总体观之，庄氏校刊《王注楚辞》，乃取各本之长”。其实不然。庄氏《凡例》称，“今所雠校，华本四通，此方写本一通”。经反复比勘，所谓“华本四通”：一是俞初校刻于万历十四年本（俞本），二是万历十四年冯绍祖翻刻于观妙斋本（冯本），三是朱燮元、朱一龙校刻于万历二十九年本（二朱本），四是《凡例》所说《笺注》本，属于洪兴祖《补注》系列刻本。这些本子，皆非善本。所谓“此方写本一通”，或说是明隆庆本，没有依据。从目前版本著录看，隆庆本没有传入日本的著录。

　　《章句》系列，以据宋翻刻的正德本（通称黄省曾本）、隆庆本（通称夫容馆本）为最佳。冯本的蓝本是隆庆本，而其差异之处，是冯氏或据《补注》《文选》本校改所致。二朱本的蓝本是隆庆本，翻刻中又增加了讹误。俞本的蓝本是正德本，又据朱熹《集注》重作编次、校改，合并为十卷，已去正德本较远，是《章句》系列中较差的一种。

　　庄本的底本恰恰是最差的俞本。如《九歌》《九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六卷，卷首均有小目，俞本删小目，庄本从俞本，也无小目。正德本等《天问后序》后又载班固序，俞本不载，庄本也不收录。至于各篇文字，庄本与俞本同而与他本异者多达270余条。如《离骚序》“屈原名平”，冯本等皆无“名平”二字，是俞氏据《集注》妄增，而庄本因袭其误。类此情况，不胜枚举。证明庄氏是以俞本为底本，用冯本、朱本、《笺注》作校本。庄氏斥俞本改变了《章句》结构，“妄作可笑”，分卷及《离骚后序》《天问后序》取舍，采用了冯本、朱本，但是并不能改变其底本为俞本的事实。自《大招》以后，庄本与冯本、朱本同而与俞本异的情况，逐渐增多，可能是刻意据冯本、朱本校改。尤其《九怀》《九叹》《九思》三篇，底本换成了冯本。或许其所据俞本缺后三卷，据冯本补足。所以，庄本便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假古董”，其文献价值也可想见。

　　庄氏汉学素养不高，在校改中多有误判。如《离骚》“皇览揆”句王注“言己美父伯庸”，“皇”训“美”，注文宜有“美”字，庄氏据冯本误删了“美”字。最不能认可者，庄氏无版本依据，凭臆妄改。如《国殇》“凌余阵”句王注“侵凌我屯车”，《补注》本作“屯阵”，庄本私改作“屯军”。类此不在少数。庄本不是“精善”之本，不值得过度誉扬。

　　二、和刻《补注》本：传世《补注》，只有明、清刻本，且以清刻为主。所谓“明翻宋本”，已收入《四部丛刊》。此外，有明末清初毛表校刻汲古阁本（汲古本），清康熙间陈枚宝翰楼翻刻汲古阁本（宝翰本），易名《楚辞笺注》，清素位堂依宝翰楼翻刻《楚辞笺注》本（素位本），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翻刻汲古阁本（同治本）等多种，以汲古本为最佳。但是，完整无缺的汲古原刻本，存世仅见两部：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有王国维朱墨手批；一部藏于南京图书馆，有清丁丙题签。其他均为残本。短短三百余年，连《补注》汲古本已成稀罕物，古籍保存太不容易了。当下容易看到的，如中华书局《补注》点校本，标榜底本用汲古本，实际上是同治本或者是《四部备要》本。同治本在上述刻本中，错误最多，是个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补注》，是用汲古本作底本的。

　　和刻《补注》，锓版于日本宽延二年十一月皇都书林，故称“皇都本”，其时相当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平安柳美启纠集中村治郎兵卫等十人校刊此书。柳美启，即“柳治兵卫”学名，字公通，号四明，因而或称“上柳四明”，或号士明，日本京都人。皇都本的底本，学者或以为是汲古阁本，或以为是宝翰本。其实是素位本。证据是：一、素位本题名为《楚辞笺注》，与皇都本同；二、柳美启于跋中说“补注间有数字脱而不补，因知此希世残编”，是指《渔父》“世人皆浊”句下无注。宝翰本有注，而素位堂本同皇都本无注。更为重要的是，皇都本、素位堂本，文字相同最多。从目前版本著录看，不见有汲古本的著录，说明没有传入日本。

　　皇都本校改了底本的文字讹误，确有可取之处，值得参考。《离骚》“纫秋兰”句《补注》“广而长节，节中赤”，素位堂本“赤”作“亦”，他本也误作“亦”。柳氏据《离骚草木疏》“兰”条改作“赤”。《天问》“靡蓱”下《补注》引《山海经》“其枝四衢”，素位堂本“四”误作“曰”，他本亦误。柳氏据《中山经》改作“四”。但是，新增的文字错误，比校正者多出几倍。如《离骚》“杂申椒”句王注“犹维用众贤”，素位堂本“维”作“杂”。杂，合共的意思，说合种申椒、菌桂诸芳，故下有“是杂用众芳之效”。维，是误字。他如“雅”误作“推”，“乎”误作“平”，“匹”误作“四”，“其”误作“共”，“若”误作“苦”，不胜枚举。和刻本无端出现了许多日本通行的俗体字，如“怛”作“怚”、“担”作“抯”、“妲”作“姐”之类，比比皆是。所以，《补注》皇都本，够不上善本的资格。

　　三、和刻《集注》本：元明以后，随着程朱理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原来备受理学家冷落的《楚辞》，一度热了起来。在日本，江户幕府的统治地位不断加强，朱学成为日本官学，《集注》也得到日本朝野的关注。庆安年间，日本开始翻刻《集注》。庆安本最初只有《集注》八卷、《后语》六卷，易名曰《注解楚辞全集》。享保九年（1724），八尾平兵卫等又补刊了《辩证》二卷，书名才改为《楚辞集注》，得以成为足本。

　　庆安本首为何乔新《楚辞序》，次《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次《目录》，次《集注》正文，次《后语原序》，次《后语》。和刻庆安本的底本，饶宗颐等认为是何乔新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这并不靠谱。庆安本“目录”下有“朱子校定”四字，成化本无；庆安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成化本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庆安本正文后夹注双行小字列集校，然后另起一行空一字单行小字列集注，成化本正文后夹注双行小字先列集校再列集注，集注不另起一行；庆安本眉端有批语，成化本无批语；庆安本《后语》无总目，成化本有总目。再说，《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收录在万历南京刻本里，如果庆安本以成化本为底本，为何羼入了成化本之后近百年刻本里的内容文字？两者互异之处，比比皆是。这些差异，都可以证明二本版式不同，没有因袭关系。竹治贞夫先生持相同看法，并断定其底本为万历南京本，其依据是诚如上述所见差异之处，恰都与万历南京本相同，结论可以成立。

　　传世《集注》，有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本、理宗端平二年（1235）本，都保存了其书原貌。成化本据端平本翻刻，开明代翻刻《集注》先河。之后有正德本、嘉靖本、万历本、天启本、崇祯本等数十种，都是据成化本翻刻的。庆安本又据万历南京本翻刻，距离宋刻已相隔好几代，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当下整理《集注》，当然以宋刻为底本，遇到疑难问题，参校元刻本就够了，明刻以下多见废弃。所以从文献意义上说，庆安本价值不大。何况这个本子校勘不精。如“据”讹作“括”、“埋”讹作“理”之类，比比皆是，离善本要求也甚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黄灵庚，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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