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佛教、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基因，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对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自汉代开始，它们以不同起点、不同性格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摄，逐步走向了“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宋元之前，儒、释、道三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儒、释、道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从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以至在“修心”问题上达到大体一致的认识。

　　两宋时期，宋代学术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为儒、释、道三教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宋哲学家将儒、释、道进行了调和，孕育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者们以儒学为本位，援佛入儒，引道入儒，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与儒家学说中固有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起来，从本体论的角度为当时伦理纲常提供神圣性证明，把个体的道德践履和心性超越交织在一起。

　　周敦颐是倡导并实施“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他融合了《中庸》《易经》及佛道思想，以太极图为框架，论述了儒家的一系列范畴；王安石的新学，二苏（苏轼、苏辙）、黄庭坚的蜀学和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也体现出了“三教合一”。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此时的佛教也已经显现出儒学色彩。契嵩禅师认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 智圆法师一再宣称，儒、释共为表里，实践修齐治平。赞宁禅师认为，教虽分三，但都可以在皇帝的统领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他认为，佛教如果能“旁凭老氏，兼假儒家”，其社会效果就更为突出：“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 宋代佛教各派均向儒家靠拢。

　　道教发展至宋代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道教典籍的编制、道教教团的形成，还是道教理论的深化，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时期道教出现了内丹论和“三教合一”的思想。张伯端就是北宋道教的杰出代表，在三教融合的前提下初步完成了道教外丹向内丹的转变。其在《悟真篇》自序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而同归矣。”

　　南宋时期，朱熹提出理学的思想体系，完整融合了儒、释、道的思想，理学的“三教合一”影响到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理学家们出入佛老，且斥且用，吸纳佛、道二教思想。作为思想界的独特群体，士大夫参禅恋道之风盛行，以高度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对佛道理论的精湛造诣，在参禅学佛、儒道兼修的过程中，与禅僧诗文相互融合，同隐道参玄悟道；既接受佛学影响，又注重道教方术，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发展。

《中国民族报》（2020年3月24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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