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题材电影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立足当代挖掘社会文化资源，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宏阔的社会变迁，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时期：题材拓展与文化转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文化转型，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表述也为之一变。在承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固有的主题类型之外，也应时代之需，新增了新时期新生活、少数民族历史等新主题类型。

　　从1977年至1999年，据不完全统计，民族题材电影约有193部，展现了30多个少数民族的形象和生活，民族题材电影产量较之前有了巨大的飞跃。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等都利用其地域性民族文化优势，制作出大量的民族题材电影。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的电影生产，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到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类高校学习，为各民族地区电影创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天山厂导演广春兰利用新疆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与传统，开发出了别具一格的新疆电影样式，创作出一系列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成就了“广春兰电影现象”。内蒙古厂的塞夫、麦丽丝在上世纪90年代电影事业低谷时期，创作出了一系列“马背动作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里展现蒙古族的英雄故事，以精湛的马术动作、宏大的场景画面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影坛，成就了内蒙古厂的辉煌。

　　当时对民族题材电影产生根本影响、并成为新时期文化转型代表作的，有几部作品，如《猎场札撒》《盗马贼》《青春祭》等，使得少数民族影像成为新时期电影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也是艺术家自觉地从主流文化“边缘”处探幽发微，挖掘出曾经被忽视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寻求新的文化资源的尝试。

　　《西藏天空》剧照

　　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取材于知青文学。傣寨对于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而言，是一处疗伤之地，不仅填补了她亲情的匮乏，还启迪了她沉睡的“天性”。而在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中，导演分别以空间化的蒙古族、藏族影像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发言。《猎场札撒》以一种纪实风格刻画了一种古老而尊崇信念的草原民族文化，其后的藏族题材影片《盗马贼》则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但其本质上仍沿袭了以往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本位”的叙事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民族题材纪录片。社会文化转型以来，纪录片作者们敏感地意识到，远离现代生活的民族地区仍存留着久远的民族文化，但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冲击。从文化表述的角度看，这些纪录片编导的视角和立场无疑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在题材上关注“边缘文化”。《山洞里的村庄》《三节草》《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作品成为民族志纪录片的经典，这些纪录片从多角度启迪了少数民族影像的各种美学转向。

　　新世纪与新时代：多元文化及文化自觉

　　2005年末，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指明了方向，非遗保护工作被赋予了时代性意义。这一阶段的民族题材电影中，非遗保护与传承成为重要的主题，许多电影直接以非遗命名，如《长调》《唐卡》《天琴》《侗族大歌》等，包含民族文化符号的片名更是比比皆是。

　　这一时期正是商业电影体制逐步确立的时期，民族题材电影虽然在各种影展上颇受青睐，但以小成本制作居多，只有少数登上院线。从新世纪初开始，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成为民族题材电影重要的制作与播出平台。随着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不少民族电影人也跃跃欲试，希望突破偏于小众的局限，追求商业化大制作。《狼图腾》成为这种社会诉求的代表，它的商业模式也启发了后来者对民族题材电影进入主流商业院线并与市场争锋的抱负。

《天琴》剧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题材电影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0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2013年启动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繁荣民族题材电影事业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商业电影环境中，一批电影人坚守民族文化表达，在民族题材电影领域开拓出新的主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蒙古族题材电影在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中很有代表性。麦丽丝、卓·格赫、宁才、巴音、哈斯朝鲁等蒙古族导演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而新一代蒙古族题材电影的青年导演们，也开始了迥异于他们父辈并具有当代视野的电影创作。

　　万玛才旦、松太加等青海籍藏族导演，则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使藏族题材电影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他们的电影以藏族文化为主题，在国内外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藏族题材也受到非藏族导演的青睐，创作出不少知名电影，如《西藏天空》《德兰》等作品。

　　天山厂也继续为新疆的社会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培养出以西尔扎提·亚合甫等为代表的新疆电影人。

　　一些汉族导演也创作了自己的民族题材电影系列，如刘杰、张扬、宁敬武等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奖项，为民族题材电影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进入新时代，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表述也出现了新气象。

　　最显著的转变是民族文化不再是单向度地呈现，也不再讲述现代与传统冲突的“民族寓言”，而转向多角度的更接地气、更具有现实社会语境的表达。从近期聚焦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一系列民族题材电影可以看出，影片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抽象演绎多转为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

　　如苗月导演的《十八洞村》中，虽然对苗族文化也有精雕细刻的器物与价值呈现，但更增强了叙事题材的“全民性”，某种程度上复兴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五朵金花》等民族题材电影的社会认知结构与文化传播形态，在创造性地运用那一年代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框架的同时，又融入了当下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

　　又比如，内蒙古青年导演周子阳执导的《老兽》中，有一个蒙古族牧民的配角形象，如果把他的故事扩展开来，将是另一部讲述草原文化生态忧思、表达蒙古族文化主题的电影，但本片中这个人物形象定位于中西部城市化进程与社会整体发展背景中，视野更阔大，更具时代性。影片不再执着于单一性地表达民族文化寓言，而是要展现整个时代的社会与人心巨变，这种表达对主流观众而言，更具有代入感。

　　同时，民族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指向也更清晰地导向民族文化交融，明确表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

　　《远去的牧歌》海报

　　比如2019年公映的由天山厂制作的《远去的牧歌》，讲述了哈萨克族牧民由转场到定居的历史变革，情感基调不再是民族文化的焦虑，而展示了少数民族向着现代文明进发的恢弘气度，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与大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这些变化都反映了当下中国对如何讲述民族故事所具备的“文化自觉”：从当代挖掘民族题材电影的社会文化资源，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宏阔的社会变迁。无疑，民族题材电影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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