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用最有代表性的典型史实，从疆域、历史、文化、精神四个方面，论证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对民族的记载始于先秦史籍，《史记》《汉书》确立了对民族列传撰述的典范，这一史学类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渐行成熟和完善，发展成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学。史学的成熟不仅在于驾驭史料，对历史作出客观真实的描述，还在于对历史现象的理性解释、对发展规律的揭示，而这构成了民族史学理论的内容。

　　在民族史撰述中会遇到一系列需要阐释的问题，需要作出有依据的回答，或是代表某种立场和利益的说明，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民族史学理论；民族史学理论所表达的认识、观点以及概括，又引领和推动着民族史撰述。民族史撰述与民族史学理论是民族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与民族史撰述的进程同步，经历了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古代的民族史撰述与统治者的历史观、民族观关系密切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撰述中，早在先秦史籍里，就有对民族的记载。先秦时期，华夏从中原向周边延伸，周边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有了“中国”“四夷”“五方之民”以及“夷”“蛮”“戎”“狄”的称谓。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少数民族专门撰写传记，在国家正史中开了先河，成为以后撰写正史的一个传统。其深刻的内涵在于反映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体现了大一统的天下观。这无疑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理论依据。

　　在以后的民族史撰述中，内容越来越丰富。除正史外，其他撰写形式也多了起来，出现了不少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述的民族史著作。这些民族史撰述，无论是官修的还是民著的，无论其作者是哪个民族，基本上都反映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观、民族观，核心思想是申明中央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些观点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者的历史观、民族观决定着对民族史撰述内容的取舍、褒贬，决定着撰述的体例方式。而作者撰述民族历史、民族关系时，也伴随着其观察、思考、判断和表述的倾向，反映的是统治者的地位和利益。这些都涉及诸多的观念、思想和理论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有明确的理论意识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辨析，这些观念固化成为一种史学传统传承下来。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史学学科的形成与建立

　　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于内忧外患中开始用新的历史观、民族观观察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民族历史和民族问题。

　　梁启超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吕思勉1936年著《中国民族演进史》，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民族、国家、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等进行分析和研究，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

　　当时的学界认为，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对通史的补充。除继承我国传统的文献考证方法外，还有人引进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吸收考古发现的成果，从而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新局面。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者群体。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族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了。

　　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许多概念、观点及民族史研究中反映出来的认识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阐释。可以说，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民族史学学科的建立，民族史学理论的探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许多民族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个阶段提出并得到探讨，为以后民族史学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打下了基础。

　　中国民族史学研究进入新阶段，民族史学理论实现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观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民族史学理论探索的方向。得益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民族历史文化的资料极大丰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民族史学理论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深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讨论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民族关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贡献等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许多原则问题和核心问题，而且也关乎对整个中国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规律的把握。

　　这一阶段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彰显了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民族史拥有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时间跨度大，资料丰富，情况复杂，共性和个性交叉，是中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民族史的许多特有现象和具体问题，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宏观指导，也需要用具体的理论观点和原则方法加以阐述、归纳和总结，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加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才能使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更加规范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白寿彝、翁独健等学者提出，从本质上看，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虽然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交融汇聚、互相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观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宏观理论概括，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起点。上世纪90年代，在“多元一体”理论观点的推动下，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界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体”的核心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其功能更显必要。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更为科学的阐释。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内涵更加深刻透彻的阐释。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族史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不断深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仅构成了中国民族史学理论鲜明的核心和主干，也有力地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朝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入。民族史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从历史实际出发，阐释这个核心和主干的历史成因、内涵和功能；另一方面依据这个核心和主干，结合史实，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既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多民族历史实际，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史研究和民族史学理论探索成果的肯定。民族史学界要进一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入开展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学理论体系，更好地推动中国民族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作者系宁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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