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剧照。 黄海供图

　　吴晓邦是20世纪中国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他以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所积累的真知灼见将“新舞蹈”这一样式介绍给中国人民，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大量的舞蹈创作、舞蹈教育、舞蹈理论建设工作，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开拓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空间。他认为“新舞蹈”是“奉献给人民和时代的舞蹈，是在时代脉搏上的舞蹈”。这具有新鲜活力的舞蹈作品和舞蹈精神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发挥着强大能量之时，也悄然踏进有着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边疆——云南。

　　当时的云南，由于其自由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如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大批教育科研机构及闻一多、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文艺家，他们纷纷迁至拥有“民主堡垒”美誉的昆明，传播着爱国、民主、科学等进步思想。随之而来的，还有几位对云南“新舞蹈”建设起到重要推动的舞蹈家，如吴晓邦、戴爱莲、胡宗澧、梁伦等，在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影响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步入新的历史舞台。

　　吴晓邦虽说未曾亲自参与到云南“新舞蹈”的开拓中，但他大量的“新舞蹈”作品及艺术思想早已跟随着抗敌演剧五队和新中国剧社表演的《大刀进行曲》等作品来到云南。人们排演着吴晓邦的作品，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调动起云南人民的革命热情。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亦是如此，其创作的《青春舞曲》《苗家月》等作品跟随着演剧队在云南学生和社会青年中进行了大范围的群文推广。他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学校的“营火晚会”、昆明街头的宣传演出中，成为抗日退敌、争取民主的有力武器，激发了民族精神与爱国热忱，将“新舞蹈”的种子悄然播种。他们的舞蹈作品与思想为云南“新舞蹈”及此后云南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胡宗澧曾在云南保山排演了《青春舞曲》《朱大嫂送鸡蛋》等作品;1946年，他在昆明建民中学教授民间舞和芭蕾舞，还用吴晓邦的自然法则原理带领学生们做早操，将“新舞蹈”的思想及作品推广至云南其他地区以及青少年中间;在1950年国庆观礼上，他编排的彝族舞蹈《阿细跳月》《满三娘劳军》等作品首次将云南民族民间舞蹈带到北京，为云南民族民间舞蹈的交流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云南“新舞蹈”的开拓及走上巅峰，一定要提及的就是舞蹈家梁伦。1945年，梁伦等艺术家抵达昆明，在中华小学通过体育课传授舞蹈技艺，还为不同年级的学生们排演了《箫》《新年大合唱》《幸运鱼》等作品;与黄洪、张放等人在昆华女中创立了集编、演、教、研于一身的“中华舞蹈研究会”，排演了将“新舞蹈”思想与云南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如《饥饿的人民》《五里亭》等作品，为云南舞蹈的本土化创作打开了新思路。中华舞蹈研究会中的保留节目《阿细跳月》《撒尼跳鼓》等作品是梁伦到石林、圭山调查、收集整理的彝族音乐舞蹈。他还将该地30多名彝族青年组成“圭山彝族歌舞团”，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办了颇具影响且意义深远的彝胞音乐舞蹈晚会，使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走进人民;还与新音乐社的赵沨等人在昆明举办了音乐舞蹈训练班，促进了群众性舞蹈活动的蓬勃发展。梁伦提出的“革命的、民族的、群众的”艺术观，引导、培养着年轻的文艺人才，为此后云南舞蹈的创作、教学、理论研究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舞蹈”的思想、观念、技术来到云南，为云南舞蹈开拓了新思路，也为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对外交流与文化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吴晓邦曾率领民族文工团赴云南等地进行大规模采风和演出。戴爱莲多次前往文山、楚雄等地区对当地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进行调查、研究;到丽江考察研究了东巴舞谱，将其带到瑞典、英国展出;在北京外国人俱乐部中，教外国人学习彝族、傈僳族舞蹈。戴爱莲曾表示：“云南是我向往的地方，云南是我的大学。”

　　吴晓邦的弟子、舞蹈艺术家贾作光也多次到访云南，将芭蕾、现代舞的训练方法及理论知识教授给云南的舞蹈工作者，还为《召树屯与楠木诺娜》《赶摆》等作品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编创了傣族舞蹈《嘎巴》，以及此后涌现的如《水》《双人孔雀舞》《在大青树下》等经典佳作，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全面推广开来。

　　“新舞蹈”的精神实质是“反映现实生活、扩大创作题材的范围、追求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新舞蹈”在云南的推广传播，为舞蹈工作者们打下了继承传统、吸取养料、继续发展的思想基础，为舞蹈工作者的文化观、艺术观、技术观、民族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一系列事例证明：舞蹈在人民中，艺术在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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