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黑格尔认为：“真正是诗的内容却须把具体的精神意蕴体现于具有个性的形象中。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彝族史诗涵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类型，其中，《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天地祖先歌》《阿黑西尼摩》属创世史诗，《支格阿鲁》《俄索折怒王》《铜鼓王》属英雄史诗。

　　民俗学专家万建中认为：“史诗文本容量巨大，从人类起源到创世，从早期生活到农耕生产，从迁徙到民族形成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历史’尽在其中。”史诗社会功能是连接文本与文化的载体，指涉史诗话语体系和文化基因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体系能力的提升，亦是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史诗部分的深入拓展。

　　感受史诗文化的魅力 深刻理解史诗的意蕴

　　廓清文本轨辙，史诗具有宗教与文学双重功能。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西南史诗的发生比较早，同宗教的关系密切。”彝族史诗亦伴随原始宗教解释万物的使命不断发展和完善。诸如《阿黑西尼摩》诵唱“阿黑西尼摩，生下了天地，生下了万物”，天地万物被视作与人类是同根同源、共生共存的生命体;《查姆》记载了天地的起源，讲述了人类形成的3个时代——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和横眼睛时代，描述了麻棉、绸缎、金银及纸笔书的来历等。这种思想，在《梅葛》中也有印迹，如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眼做太阳和月亮，在《阿细的先基》《天地祖先歌》中亦是如此。

　　史诗通过反复阐释传递思想源流，通过禁忌设置实现文化认同。史诗传承人毕摩通过唱诵史诗和主持仪式活动，不断重置彝族原始宗教展演场域。因而，对史诗的把握，不应当只注重文本知识的学习，更应当在展演场域中感受史诗文化的魅力，深刻理解史诗的意蕴。

　　梳理传承流变，史诗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功能。史诗延绵赓续主要基于对民族历史的追溯，在这一过程中，世俗的权威也被同步展演。在四川和云南流传的《勒俄特依》将彝族家族谱系上溯至远古时期，这种历史书写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与世俗权力形成了相互规束和促进的均衡体系。米歌尔·福柯认为：“口述或书写的仪式，它必须在现实中为权力做辩护并巩固这个权力。”《铜鼓王》由20篇以鼓为名的歌辞组成，诵唱彝族祖先波罗为了改造土锅梦鼓、铸鼓，后因争夺铜鼓发生战争而引发民族大迁徙的故事。铜鼓文化成为整部史诗的精神架构，承载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勒俄特依》的唱诵贯穿于婚礼、葬礼、祭祀等仪式过程，由毕摩主持。毕摩在拥有祭祀权力的同时，必须遵从诸种禁忌和行为限制，确保史诗唱诵与仪式延续依托权力维护和传承。

　　蓄养民族精神 强化国家认同

　　厘清文化生境，史诗具有审美和生态双重功能。史诗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彝族生活于山高谷深的大小凉山地区，这里森林茂密、动物繁多，造就了其多神信仰。长期从事畜牧和农耕，彝族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形成了对神力和智慧的崇拜。在《支格阿鲁》中，祖先阿鲁战天斗地，是兼具智慧与力量的文化英雄，是彝族审美的集中体现。从史诗审美意象的形成条件出发，寻脉史诗审美意象的表现形态及其风格特征，可获得民族审美认知共同性根源，强化认同，蓄养民族精神。

　　审美与生态往往不可割离，史诗将婚姻、自然灾害、迁徙征战等现象归结为人类选择的结果，是史诗天生万物的平等与和谐思想的体现。在《梅葛》中，“河配岩来岩配石，岩石又和树相配”“老虎吃了什么来相配?吃了小兽来相配。豺狼吃了什么来相配?吃了羊子来相配”，世间的万物都遵循阴阳互补、两两调和，日常生活务必遵循自然规律。正是此种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的心理调适，促使史诗始终坚持文化更新、强化国家认同的功能。

　　依托仪式场域，史诗具有经济和认同双重功能。史诗蕴涵的经济事象作为一种指导性知识对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持续发生影响。著名彝学专家曲木铁西等人认为，毕摩主持仪式会，“热情地分派他们(助祭毕摩)主持其中的某些重要而且报酬较为丰厚的仪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史诗传承的可持续性。而在当下，史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产业发展的可能性，经济和文化的双重驱动力成为史诗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史诗不仅通过文学叙事清晰地表达了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亦在对故事情节的把握中阐释历史的合理性与权力归属的合法性。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正是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史诗才能成为彝族民众进行自我认识和解释的依据。史诗叙事将神话故事对权力的解释变得合理，并确证了权力的不可怀疑和不可否定，不论是文本的叙述还是仪式的展演，其内涵一直延续至今。

　　承载历史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史诗唱诵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谱系的把脉和生活的向往，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导向。史诗的“活”形态决定了史诗文本、传承群体、仪式场域及文化符号等，均能立体、生动、活态地还原史诗本真。史诗展演不仅是祖先生活轨迹的反映，亦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媒介。史诗传唱不仅是为了回忆历史，其复杂串联的社会功能实质上是建构和表达认同。

　　史诗在原始社会具有权威的历史话语权。不管是创世史诗还是英雄史诗，都是记录和保存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史诗涵括特定时空下的价值观念，是对彼时社会与政治的反映。毕摩通过讲述辉煌历史，以达到威慑民众和加强认同的效果。无论何种仪式场域，史诗均以规范约束行为和承载历史文化向外传达它内嵌的历史话语信息。作为连接古今的关键，毕摩帮助人们了解民族历史，获得历代先祖的生产生活经验，在回忆过去的同时，找寻自己的社会关系，获得现实与心理意义上的归属。毕摩的每次唱诵，都是一次全新的对祖先的情感表达，族人在其中获得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社会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史诗的功能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元素，史诗不仅可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体系能力，也能够深入拓展史诗教学的空间。

　　[作者杨兰系贵州民族大学讲师，刘洋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度一般项目“彝族民间文学中女性观的建构与表达”(项目编号：YZWH181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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