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文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深圳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伴随“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其中，2017年入选的青海可可西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并具有较高的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管理整体状况良好。

　　可可西里，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是全球生态版图中一处熠熠生辉的坐标，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世代在此繁衍生息。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家陈启文的长篇生态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中，这片土地不仅以苍凉、博大、雄浑、神奇的自然生态而令人震撼，更因承载了一代代守护者的行动、精神而令人感动。它既是一部致敬生态文明之书，也是一部礼赞可可西里坚守精神之书。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陈启文，带领读者走进他笔下可可西里的故事。

“以索南达杰的名义”，讲述一个群体的故事

　　记者：可可西里对人类而言是“生命禁区”，但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这片神奇的土地一直吸引着文艺工作者进行主题创作。您是如何关注到可可西里的？创作这部作品的缘由是什么？

　　陈启文：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可可西里的关注，是从杰桑·索南达杰在反盗猎行动中英勇捐躯后开始的。自1994年得知索南达杰的故事后，我就萌生了创作冲动——那就是追踪索南达杰的足迹，书写一部以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为主题的作品。但单凭我一人之力，难以深入可可西里，这也成了我长久无法实现的一个愿望。

　　直到2016年，我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戴发旺的电话，他看了我的报告文学《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之后，几经打听联系上我，诚恳地邀请我写一部以三江源为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而可可西里，正是三江源的一部分。对我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约稿，而是一次生命的召唤。

　　记者：提及可可西里的守护者，的确绕不开杰桑·索南达杰，您在书中也设计了专门的章节《以索南达杰的名义》。您在写作中是如何把握他的故事的？

　　陈启文：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以自己的生命召唤世人的生态保护意识。他的名字与可可西里紧密相连，已经成为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象征和“可可西里之魂”。关于可可西里的保护，索南达杰的故事只是一段悲壮的序曲或一个开端，有太多后来者值得被书写。

　　《以索南达杰的名义》所写并非只是索南达杰的故事，而是以索南达杰命名的一座保护站的故事。索南达杰生前曾在不冻泉和五道梁设立了两个工作站，原本计划作为冬夏两季进入可可西里的入口处和物资供给点，但因为当时西部工委经费紧张、人手不足，这两个工作站既无站舍，也没有值守人员。

　　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接过他未竟的事业，率领“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巡守，在青藏公路八工区的一片大滩上挖了一个可以遮挡寒风的大坑，搭了一顶大帐篷，这就是可可西里最早的一个帐篷保护站。1996年5月至1997年10月，在杨欣等“绿色江河”民间环保志愿者的帮助下，清水河畔建起了我国第一座民间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这是当时“野牦牛队”反偷猎工作的前沿基地。所以，我也是“以索南达杰的名义”，在讲述一个群体的故事，他们是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保护者。

　　今年也是索南达杰牺牲30周年，如果借由这部作品，能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也是一种欣慰。

三种自然保护力量：可可西里保护历程和高原守护者的漫长书写

　　记者：一批批巡护队员、森林公安，一个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志愿者，您在书中描绘了许多基层的可可西里守护者。与此同时，您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缓冲区的三种自然保护力量。您是基于怎样的思考得出这样的总结、提出这一观点？

　　陈启文：本书的主体是书写索南达杰身后的故事和可可西里的保护历程，这是一次漫长的书写，时间跨度将近30年。这三种自然保护力量，是我在深入调查和综合思考后提出来的，也同样是基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提出来的。

　　第一种力量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森林公安局组建的主力巡山队。他们不仅是保护可可西里的中流砥柱，更是可可西里坚守精神的代表。曾在五道梁保护站坚守的孟克说过一句话：“可可西里对我来说就是半个生命吧，真的，我的灵魂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死也死在这里。”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已经超越了职责和使命，抵达了生命和灵魂。

　　另外两种是来自民间的力量。一种是主动参与可可西里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和环保志愿者。从“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梁从诫先生，到杨欣创办的“绿色江河”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他们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种是散居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或缓冲区周边的牧民和村民，他们秉持万物有灵的信仰，把自然生态保护作为“有情众生”的布施，主动加入可可西里自然生态保护的队伍。

　　如果把可可西里看作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三种力量皆是守护这一生态系统不可或缺又密不可分的存在。通过政府管理机构与民间力量的精诚合作，可可西里辐射出更辽阔博大的自然之光。透过这些保护者和志愿者的身影，我们既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时代对生态保护的缩影，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虔诚、敬畏和智慧，更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中一切生命的尊重。

　　记者：您反复强调，可可西里不仅属于藏羚羊，“最好的自然生态就是顺其自然，这才是对自然生态最好的保护”。您如何产生这样的生态观？

　　陈启文：可可西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要保护的绝非某个单一物种或旗舰物种，而应该是整个自然生态。30多年来，人类对可可西里的保护一直在演进。最初，巡山队员为了保护藏羚羊而驱赶狼群。但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狼也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

　　随着生态观的不断演进，可可西里的保护者从最初的重点保护藏羚羊逐渐延伸到保护所有野生动植物，又从野生动植物扩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只有这样的保护，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因此，我要再次强调，本书的定位是基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对可可西里进行书写。

可可西里自然风光。

溯长江而上，一次值得用生命谱写的生态文明赞歌

　　记者：您为采写这部致敬生态文明之作，六上青藏高原、三进可可西里，实地走访、亲身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考验和挑战？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上，您对整部书的框架结构有什么样的思考？

　　陈启文：对于一个年过天命的人，进入青藏高原，面对的最大考验就是高寒缺氧。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是4700米，而我还多次进入海拔超过5000米的“无人区”，缺氧就更为严重。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感冒、陷车等种种潜在的致命危险，感觉真像是走在一条生死路上。坦白地说，如果只是为了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我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拼，而这部作品确实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有着值得我用生命书写的价值。

　　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是基于可可西里30年的保护历程和管理机制来设计的，构建了一个时空交错的叙事框架。这样的结构不仅有助于全面展现可可西里作为一个完整自然生态系统的面貌，而且也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叙事线索，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跟随作者的视角，深入理解这片土地及其守护者的故事。

　　记者：您是湖南人，从长江中下游到长江源头，一路领略到了丰富的长江文化，您个人的人生经历对这次写作有什么影响？您对可可西里的未来状态又有怎样的希望？

　　陈启文：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可以说，水是我与生俱来的生命情结。17岁那年，我因为上大学离开家乡，走向更广阔的地方。从“湖乡”城市岳阳到“山城”张家界，再到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东莞。这一路的变迁，水始终伴随着我。而可可西里地处长江源头的核心区，从生命的意义上看，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就是从源头保护我们的母亲河。书中专设章节讲述了青海唐古拉镇长江源村的故事，展示了村民从依赖国家补贴到自觉保护环境，探索出社区和村民自治共管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变。这是一个生态移民村的根本转型，体现了民间环保志愿者的力量。

　　对于未来，我不希望可可西里仅仅作为自然遗产留下来，最好的方式是让它一直保留在无人惊扰的自然状态，为人类保存一份遥远而神秘的猜想。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可可西里、永远的可可西里。

陈启文深入可可西里体验、采访。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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