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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喀什举办。（图片来源：中国网）

　　6月12日，“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在喀什举办。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喀什大学联合主办，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协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蒙古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共170余人参加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疆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疆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西域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新疆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以下为论坛发言集萃。

　　肖小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喀什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莫尔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有了特殊意义。

　　我们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通过中亚，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喀什、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重要地段。喀什在中国最西部，离中亚、印度，特别是离犍陀罗佛教艺术最近的地方。所以，追溯中国佛教的传入、传播和发展脉络，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它刚刚传入到中国的这个地方来寻找，莫尔寺遗址恰好就占据了这个位置。

　　莫尔寺遗址的发掘现在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通过5年的发掘，我们在莫尔寺遗址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分布密集的佛教寺院建筑基础。这些建筑基础主要分布在洪积台地上，位置在喀什市著名的慕士塔格山。在东南角有一个8米高的小台地，寺院就建在这上面。通过发掘初步已知，佛寺遗址的分布范围大概有2万平方米，靠台地的西侧和南侧分布。寺院的建筑基址，有两座现在在地面上保存特别完好，另外一座方形大塔表面上保存略差，除了这两个塔之外还发掘出土了11座建筑基础。根据统计，单体建筑应该是14座，将近50个房间，这是一座规模非常庞大的寺院建筑群。

　　莫尔寺遗址是一个完整的寺院，它有塔，也有殿，还有佛堂、僧房，各类设施比较齐全。除了这些基础建筑之外，还出土了3万件各类遗物残片，包括陶器、石器、木器、玉器，以及动植物标本，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的石膏佛像残片，还出土了具有年代意义的钱币，像五铢钱、开元通宝等。

　　通过对这些发掘的研究形成初步认识，莫尔寺的出现在3世纪前后，大概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被废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的总体布局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各个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也基本理清。这为进一步探讨新疆地区的早期宗教信仰演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的例证，也为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代表。

　　厉声（西北大学社会科学名家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生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尽管分布的地域不同，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早期人类文明产生的地方主要是在欧亚大陆，中国正好位于它的东边，处在亚洲大陆的北半球、亚洲大陆东南部，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孕育的摇篮以及发展的平台。

　　作为中华民族来说，它有一些独到或特殊的条件，有利于聚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第一是地域。历史上的中国处在北半球，北温带亚洲大陆的东南是海；北边从贝加尔湖往北是亚极地气候；西南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整个中国地域大致封闭，当然有通道，如伊犁河谷等，但基本上是聚集容易，向外发展难，内聚型地理环境对中国发展很有利。

　　第二是地缘。历史上的中国，1600年以前，周边基本没有可抗衡的政治力量，唐与阿拉伯在中亚打过一仗，但是时间很短，阿拉伯过来的势力也是强弩之末，很快就退回去了。这也十分有利中国内聚性的发展。

　　第三是理念。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大一统的理念，从学术界到执政者，必须创造条件把前朝留下来的地域统一起来。

　　第四是经济。这一块相对闭塞的区域面积很大，自然条件不一样，有各种经济形态，北方有草原游牧，中原地区有农耕，东北地区有渔猎，西南地区青藏高原有高原农牧等，这些经济形态互相依存，最后统一成中华民族整体的经济形态，在这基础上形成中华文明。

　　另外就是国家治理方面实行因俗而治，具有包容性。

　　还可以举出一些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这些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至今的条件，我们今天把这些传承下来，是为更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

　　衣丽都（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终身教授）

　　我想谈谈跨文化佛教寺院遗址的议题：中国中原的佛教寺院和其他地区的寺院与大犍陀罗地区佛教寺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是关于它的形制和形态。在云冈一些出土的佛教寺院的遗址，形制非常有意思，它们的形制和塔克西拉的很像。对比塔克西拉、大犍陀罗地区，这些佛教寺院的形制，建筑结构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明显的。

　　从佛教建筑和艺术的角度看，中原的佛教寺院，特别是北朝时期的寺院都受到大犍陀罗地区佛寺风格的影响。

　　可以说，在新疆发现的莫尔寺佛教寺院遗址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中亚、南亚以及东亚，成为一个中间性的建筑结构。

　　我相信，未来随着对新疆众多考古资源的深入发掘和研究，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佛教寺院遗址的碑文、壁画等，可以发现新疆地区、中原地区与大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更多的相同之处。

　　乌鲁木巴雅尔·额尔德尼巴特（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主任、教授）

　　在蒙古鄂尔浑河谷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发现表明，在6到8世纪，这个区域的民族在东亚地区扩展得非常快，在哈拉和林建立前，游牧民族——回鹘就在鄂尔浑河谷建造了斡耳朵八里这个城市。回鹘在此之前就已经征服了东突厥，成为漠北及邻近地区广阔区域的主导民族。在此之后，他们跟中原地区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蒙古鄂尔浑河谷考察团是在2007年成立的，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哈拉和林，更全面地探讨游牧民族城市布局的起源和发展。

　　在多次城市建立统治权未果之后，回鹘人最终在公元8世纪战胜了后突厥汗国的主导部落，于745年建立了回鹘汗国，并定都于新的首都斡耳朵八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居民一起居住在这个城市。其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或者说比较清晰的一个证据，我们所发掘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石碑，石碑上有汉族的语言和本地的语言。鄂尔浑考察团最新研究发现，当时中原地区的统治阶层和这一地区的统治阶层建立了联系。

　　即便在今天，该地区依旧清晰地保留了古城的众多遗址。目前知道的是，作为首都，斡耳朵八里仅存在大约一个多世纪，之后因遭遇外敌的入侵，回鹘人被迫离开这片土地。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文化和技术以及知识如何传播和交流，东方和西方是如何交流的，并且证明在中世纪就产生了这样大规模的跨大陆的交流。

　　高奕睿（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荣休教授）

　　中国纸质的写本文化最早在新疆开始，最早的这些卷轴形式的写本都是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是一个是非常多元、多语种的文化。

　　以前我们看到的吐鲁番材料、汉文材料大部分在德国，20世纪初德国探险者从新疆带过去的材料数量非常可观。不过旅顺博物馆馆藏的材料，要超过在柏林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日本探险队带回去的，最后留在旅顺博物馆。材料中有26000件汉文残片，主要是佛典、佛卷。从书法、字体、写本物质形态上看，都跟敦煌的材料很像，所以也可以用敦煌的文献，去判断吐鲁番这个地区出土残片的年代和背景。

　　一般认为，残片的学术价值不是特别大。其实，从写本学方面研究，照样有比较大的价值，可以根据这个小小的残片复原原来的卷子。虽然这个文本复原不了，因为不知道剩下来的部分写的是什么，不过它的格式还是可以复原。通过复原，我们会发现吐鲁番出土的卷子和敦煌的卷子，包括在敦煌出土原来抄写在长安的卷子，是非常像的。从中原地区到河西走廊，这种佛教写本文化非常一致。

　　监制 | 王翔宇

　　责编 | 才丽媛

　　制作 | 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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