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壮大的，即不断打破和超越血缘、地域、族群、阶层等藩篱，凝聚并融通成为“广土巨族”超大规模人们共同体。超越与融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参考。

　　超越血缘纽带的“华夷可变”观念

　　人类最早的共同体是血缘共同体，包括家庭、氏族、部落，被马克思称为“自然共同体”。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阶段，血缘纽带起到凝聚人们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部落和邦国都体现出较强的血缘共同体特征。西周时期，一方面依托血亲和姻亲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同时也开始将“行周礼”作为华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虽有“华夷之辨”，但未阻断华夏与戎夷狄蛮之间流动通道，使得华夷之间的转化成为可能。至春秋时期，孔子进一步阐发了“华夷可变”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竞争和兼并加速了族群融合，加快了重建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华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秦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大夷之功”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代表。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不断互动，中心辐射边缘，边缘可竞争中心，中华认同不断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壮大。在政权分立时期，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可变”“惟德有昌”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在“大一统”时期，历代君王都强调“华夷无差”“华夷一体”，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推动华夷一体化进程。中华文明从来不以客观的血缘纽带作为界定华夷的标准，而是以主观的文化、礼仪和制度作为判定华夷的标准，实现了对族群观念的超越，促进了各族群交融。

　　超越语言差异的“书同文”官学体系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虽然不同地区的语言有较大的差异，但自秦“书同文”以来，共同的文字就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系统，有效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创制过自己的文字，比如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满文等，但这些文字使用的范围都相对有限，汉字一直是使用范围最广的文字。

　　统一的文字推动了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认同。汉朝确立儒学正统地位，设立“太学”和“官学”，要求地方官员担负教化之责，配备经师，“有教无类”；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明太祖朱元璋嘱咐普定府知府：“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清朝使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多语合璧文书成为定制，但在康熙年间就因大量少数民族官员通晓汉语而撤销翻译官员（通事）。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文教系统，保障了不同语言、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形成大文化共同体，书写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

　　超越地域、族群和阶层界限的选拔制度

　　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实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让各地人才为中央所用，地方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实现了对基层的有效管理。而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占很大比例，比如商鞅是魏人，吕不韦是韩人，李斯是楚人。

　　此后，无论是汉朝的举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还是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均以德才兼备作为人才选拔标准，极大拓展了官僚体系的来源。根据史料记载，北朝后燕中央职官175人中，能确定族属的，慕容氏一族占26%，其他鲜卑人占11%，其他少数族群占10%，汉人占53%。唐朝科举专门设有“宾贡进士”，为边疆各族群进入中央行政系统提供了路径。宋朝之后，寒门入仕的比例显著提升，推动中国政治从世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转化，张雍、范仲淹、欧阳修、陈升之等人均是出身贫寒，科举入仕。超越地域、族群和阶层界限的官僚选拔制度，体现了传统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增进了不同地域、阶层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超越信仰认同的“政主教从”和“多元融通”路径

　　在诸多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宗教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西周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构建了社会秩序。秦汉之后，日趋成熟的儒家伦理和文官体系涵盖了天理、政治和人伦，没有给宗教留下太多空间。儒家思想与国家意志合而为一，维护国家利益意味着维护儒家正统。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必须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以国家利益为上，“政主教从”成为古代中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也同样选择了与儒家思想融合的中国化道路。比如，唐朝时期景教就接受了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中，对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明朝出现了“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的“以儒诠经”运动，顺应了“政主教从”和“多元融通”的中国化模式。

　　超越阶层认同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整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价值观，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儒家伦理，实现了道统和治统的结合。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圣王”的基本要求，成为文官体系进行政治实践的标准。无论是哪个族群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利益代表，都强调“民为邦本”，追求“天下人心归一”，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层局限，通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济世为民等施政行为，维护民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强调责任伦理，家与国相连，忠与孝相通，社会与国家相融，个人与集体相伴。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身、家、国、天下视为一个社会连续体，将国家治理视为“一家之政”。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朱元璋也表示，“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古代君王自视为民众之“父母”，将国家视为大家庭，强调“爱民如子”，强化“教养之责”，这种家国情怀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增进了不同群体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总之，中华文明通过“华夷可变”“文教官学”“文官体系”“政主教从”“多元融通”“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等理念践行和制度实施，实现了对血缘、语言、地域、宗教、阶层、族群认同的超越，不断型塑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天，我们立足于“两个结合”，应该继续发挥历史主动性和文化主体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续在超越与融通中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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