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
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4日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这些年你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路，我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为首都一些单位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题词，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的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近日，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石峡村村民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自发参与长城保护工作和村里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表达继续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决心。
▲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密云区北部的司马台长城，依险峻山势而筑，是我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古建筑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原始长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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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给世界，在中国，长城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地标性建筑中特别突出的代表。长城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长城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修筑长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纪，自燕、赵、秦等诸侯国始，至此后的秦、汉、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修筑了长城，修建目的亦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部署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其中，长城涉及15个省，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的环节。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长城分布示意图（图片来源：中国长城遗产网）
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196.18千米。中国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历史上修筑过的长城，都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艰辛，持续地建筑和使用长城？修建长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和南边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马拉雅等高山，构成了当时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虽有荒漠，却有广袤的草原相连接。
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创造了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游牧民族也向草原文明迈进。而同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灿烂辉煌地传续到今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统一和疆域辽阔。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国家文化的繁荣发达。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是创造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的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我们说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文化的连绵不断源于后人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为后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繁荣今天的文化。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碰撞与融合的舞台。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特色，这一特色与长城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和平发展符合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利益，保障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生死存亡是人类面临的第一大基本问题。对于长城的修建者来说，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都无从谈起。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大小之分，有轻重之别。但是，与生死存亡相比，任何利益都处于次要位置。这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有序化的交流与发展，总体上符合农牧双方的长远利益。
文明秩序的构建是人类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有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愿望，也有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事实。长城的存在调整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在那个时代部分地解决了文明冲突问题。
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是人类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的存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了保障。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保持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与体系。
我们为什么说古代修建长城是对和平的追求?说到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攻打和戍守坚固的城墙，是永不散去的烽火硝烟。其实这并不全面，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长城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城堡以及沿长城密布的烽燧、道路、各种附属设施，巧妙借助天然险阻而构成。长城防御体系以城墙为主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点线结合、纵深相贯。每道长城都长达千里甚至万里以上，所以从总体上说，长城是一条线状的、既绵长又巨大的防御工程。
从农耕和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意义上说，长城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心理追求。人心所向，不想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战争的规模都大幅度地减少了。所以，我们说长城是和平的象征。（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燕山大学教授 董耀会）
（二）为什么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长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是万里之长的防御工事，更在于它是万里之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地带。
作为“区域”的长城带，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与长城带南北的农耕和游牧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力量碰撞的场域。
站在长城之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与“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的景象可以同时尽收眼底。
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农耕和游牧彼此有着强烈的冲突和互补。因此，游牧民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迫切需要以自己的畜产品和狩猎品交换农耕民族的粮食、茶叶、布帛和各种生活用具，而农耕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畜产品、兽皮和木材等，而且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品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多。游牧民族也非一概“肉食酪饮”。毗邻农业区的牧民没有不吃粮食的，一般中等牧民和贫苦牧民所占有的少量畜群是经不住常年“肉食”。
▲长城南北的农耕和游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生产生活资源互换的方式，通常来讲有抢夺和贸易两种模式。当抢夺成为一种常态时，战争就会越来越多，长城的修筑，构建了良好的农耕和游牧秩序。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放牧，农耕民族在长城以南种地，双方通过在长城上修筑的许多关口进行贸易往来，这样，就有效促进了农耕和游牧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和长城沿线社会经济发展。
可见，长城的修筑，封闭只是手段，交流才是目的。正是长城带道路网的开辟，使得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不仅有了保护，而且还有了通道，北方长城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一直没有停止过，丝绸之路与长城带道路是并行的。
早在秦朝大一统之前，长城就已修筑，而比长城更早的则是游牧与农耕人群的往来交流。在秦朝连接了战国长城并加以新筑后，长城两侧的交往也从未中断。
秦汉与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通过合市、和亲、赏赐等方式进行交流。所以在《史记》中留下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记载。
宋朝与辽等北方政权在长城一线，通过“榷场贸易”“走私交易”“官使兼易”等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宋向辽输出农产品、丝织品、药材、茶叶、金银器等，辽向宋输出畜产品、土特产等。即使在双方政权对峙时期，虽然政府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场所，但民间互市依然存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私易无所畏惮”“私贩不能止”。
明朝设置茶马司，管理中原地区与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空前繁荣。明朝《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堡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长城脚下呈现出“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繁荣景象。
▲得胜堡是明代北方军事防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规模较大的马市。图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的得胜口古堡群。（图片来源：大同市政府网站）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境内有两道长城遗址，一条是北魏长城，一条是金长城。长城见证了这座小城的过往与辉煌。
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漠北蒙古正式归附清朝中央政府，改变了当时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从此，多伦诺尔迅速发展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的“旅蒙商之都”“民族手工业之都”和军事重镇。
多伦会盟20多年后，康熙帝再次来到多伦诺尔，发出感叹：“殿宇廊庑，钟台鼓楼，日就新整，而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此时的多伦诺尔，已呈现出少有的繁华景象，成为“南迎中华福，北接蒙古财，日进斗金，日出斗银”的商贸集散地。到19世纪中叶，多伦诺尔全城商号达到了4000多家。
▲内蒙古多伦县汇宗寺内的多伦会盟纪念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两千多年间，农耕文化向长城以北的游牧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游牧文化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塑造了长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丰富了中华文明。长城沿线各民族在经济互通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上和谐共生的局面，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降汉以后，初分置于五原、云中、定襄等缘边八郡，后来又集中到并州、雍州等所属的六郡，与边郡的汉人杂居。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形成了关中之民“戎狄居半”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中原汉族人口迁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等地，与当地的匈奴、月氏、羌、氐等民族杂居。长城沿线各民族之间，如匈奴与鲜卑、月氏、乌孙，鲜卑与乌桓之间，也相互杂居相处。
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淀，东胡、匈奴、鲜卑、羯、氐、乌桓等许多民族逐渐在历史中消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融合于汉族之中。到了清代，在长城沿线，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至察哈尔地、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居甚密，形成了蒙古族与汉族杂居的广大半农半牧区。
▲俯瞰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张家口小境门、大境门，远处是西太平山。作为长城沿线唯一以“门”命名的著名关隘，大境门的开通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实现互通有无，完整再现了长城内外由矛盾冲突向和平共处的历史发展过程。(新华网 赵琛 摄)
人口迁徙是长城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杂居相处的居住模式，使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长城沿线，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交流融合经久不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张掖、嘉峪关、酒泉、敦煌、哈密等处均于农牧交错地带，在古代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繁盛的城市。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如契丹、女真、回鹘、党项等已消失或融入当地的绿洲居民之中，成为今天的河西走廊各绿洲的人群来源之一，经过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也深入人心。有专家曾生动地指出，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汉中自有三分胡，胡中自带七分汉”。
▲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示意图（黄色区域）。河西走廊东起兰州以西的乌鞘岭下，西至罗布泊洼地边缘，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多民族不断交锋融合的核心区域。（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长城是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阻挡着北方的荒漠化，正是在当地各族人民长年累月的努力下，长城沿线出现了“绿色林带护农田，林荫深处安家园”的喜人景象。长城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纽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生生不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人类的整体命运空前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成为人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追求。长城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必将见证今天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长城也将见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贡献。（西安外国语大学 黄达远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张建勋）
（延伸阅读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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