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作为我国西南的重要城市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约3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滇池周围繁衍生息；战国时期，昆明即开启了建城史。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昆明承载和包容了多元丰富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五大宗教和谐共生
自古以来，众多民族在昆明这块土地上聚居生活，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民间信仰在此和谐相处，形成了多元丰富、和谐并存的宗教文化。
五大宗教传入昆明的时间早晚不一。道教早在东汉末年就对昆明地区有所影响。相传东汉时，道士杨波远“常骑三角青牛，逍遥以游”，于滇国、苍洱间传教布道，替人禳灾祈福。三国时，有关云南道教史料中，最具传奇色彩而又传播较广的是对道士孟优的记载。据载，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率众南征，军卒误饮哑泉水中毒，有道士孟优“进仙草，军卒用之，立验”。至南诏时期，昆明地区的道教道场逐渐形成。元明时期，大批中原人士移居云南，扩大了道教在昆明的传播范围及影响。明代，高道刘渊然入滇传道，开宗立派，广招门徒，对昆明地区道教的发展兴盛作出了很大贡献。清代，昆明道观不断得到重修和新建，香火旺盛，祭祀遍及城乡，道士逐渐增多，相关经典不断丰富。
佛教最晚在唐初已传入昆明。立于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王仁求碑，碑上有浮雕佛像一龛，反映了武周时期佛教已传入昆明，并有一定影响。南诏时期，佛教在云南广为传播，民众皆须以“敬神为首务”“家无贫富，皆有佛堂”。元代，佛教在昆明获得长足发展。历史悠久的西山华亭寺、安宁曹溪寺、晋宁盘龙寺都是佛教在昆明发展延续的见证。而始建于元代的白塔和始建于明代的妙湛寺金刚塔，皆系藏式风格佛塔，更是历史上汉藏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的物证。
妙湛寺金刚塔。
伊斯兰教在昆明的大规模传播、发展，始于元代色目军人入滇。元宪宗四年（1254年），兀良合台率军占领昆明后，留下大部分蒙古族和色目将士镇守云南，其中不少人为首批入滇的穆斯林。明末清初，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以儒诠经”“以道释伊”，形成了影响较大的伊斯兰教云南学派，使昆明伊斯兰教进入自觉的文化本土化阶段。始建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的顺城清真寺，其礼拜殿为传统中式横列围廊式歇山顶建筑，是昆明地区五大清真寺中较为古老的一座。
顺城清真寺朝真殿。
天主教在昆明经历了三次传入，前两次分别是在元代和明末，仅有零星史料记载，相关活动不详，第三次传入是在清初。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天主教云南教区正式设立；光绪七年（1881年），云南代牧区主教公署迁至昆明，天主教正式在昆明发展。始建于1935年的耶稣圣心堂是昆明城区现今唯一一座天主教堂。
耶稣圣心堂。
基督教传入昆明始于清末，是五大宗教中传入昆明最晚的宗教。清光绪八年（1882年），基督教内地会派传教士从大理到昆明设立传教总站，标志着基督教正式传入昆明。现今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的三一国际礼拜堂，原名“三一圣堂”，始建于1903年，重修后为哥特式建筑风格。1963年，云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办公地就设于此。
三一国际礼拜堂。
本土化特色突出
五大宗教传入昆明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努力适应本土文化，创造了众多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宗教建筑和造像。特别是佛道教，留下了大量寺观、塔幢、造像等，其中以筇竹寺泥塑和太和宫金殿最为著名。
筇竹寺泥塑，为清代泥塑像造型艺术中的珍品。筇竹寺坐落于昆明城西北郊玉案山山腹，相传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但真正有碑记载的最早修建年代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代高僧雄辩法师曾在此讲经，开昆明地区汉传佛教讲传先河。明、清时先后重修，现建筑为光绪年间所建。寺内文物荟萃，集彩塑、碑刻、楹联、壁画于一体，其中驰名中外的五百罗汉塑像尤为引人入胜。五百罗汉塑像由四川民间艺人黎广修及其弟子应筇竹寺住持梦佛和尚之邀，于清光绪九年至十六年（1883年-1890年）历时7年塑成。这些塑像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无一雷同，一改清代宗教雕塑重工艺而轻艺术、重装饰而轻内涵的倾向，展现出飞灵神动、呼之欲出的全新风貌。
筇竹寺泥塑（局部）。
在昆明民间，流传大量道教武当派开创者张三丰的故事。如《新纂云南通志》载：“三丰好游戏，常为人绘炭悬壁，严冬满室皆温”，又载他曾“令幼童闭目乘草龙，顷刻游京师而返”等。坐落于昆明东北郊鸣凤山麓的太和宫金殿，就反映了昆明道教与武当山的关系。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仿武当山太和宫铜殿样式，在昆明鸣凤山冶铜为殿，铸供真武祖师金身。明崇祯十年（1637年），云南巡抚张凤翮将铜殿移到宾川县鸡足山天柱峰。清康熙九年（1670年），吴三桂重修昆明太和宫，重建真武铜殿。真武铜殿的殿柱、门、屋顶等全是黄铜铸就，故名“金殿”。昆明太和宫金殿体现了数百年前云南冶铜的高超技术，是我国明清时期道教发展、金属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太和宫金殿真武大帝像。
明清时期，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吸收、融合少数民族文化，形成昆明极具特色的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同时，天主教、基督教在向少数民族传教过程中，通过翻译《圣经》、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活动，对昆明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儒、释、道并存，各种文化互鉴融通
历史上，兼具祭祀孔子与学校教育功能的文庙是云南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红土高原上民族团结的重要见证。据记载，云南早在南诏时期便修建了文庙，但没有实物或遗址保存下来。目前关于云南文庙的古籍记载中，资料最为详实的是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在中庆路（今昆明市）修建的文庙。
元代，云南行省建立后，统治者十分注重在民族地区推行文化教育，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元代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赡思丁大兴儒学，教化百姓，于1276年在昆明建成云南第一座文庙——昆明文庙。昆明文庙自建成之日起，就承担了传播儒家文化、推行教化礼仪、发展本地教育事业的责任。赛典赤不仅修建了昆明文庙，并下令云南行省各路皆建文庙，这一举措加速了边疆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此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迅速在边疆地区扎根，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位于人民中路的昆明文庙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选址重建的。
在圆通寺的“圆通胜境”牌坊上，有木雕的八洞神仙、南极仙翁、福禄寿三星等，大殿两壁有泥塑道教仙官，佛堂中有道教众仙，是昆明历史上佛道交融的见证。1990年，圆通寺建成南传上座部佛寺铜佛殿，后又在东边配殿增设藏传佛教殿堂，形成以汉传佛教为主，兼有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的三大派系俱全的佛寺。佛教三大派系汇聚一堂，是云南佛教的独有特点。
圆通寺八角亭。
道教文化对昆明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明代的昆明砖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镇国公沐英修筑昆明砖城时，勘舆家汪湛海经8年寻勘，吸收道教“道法自然”的理念，设计出体现周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理念的昆明城。昆明东有金马山，西有碧鸡山，北有长虫山，南以滇池作为明堂，是风水家眼中的佳局。清孙髯翁大观楼长联所说“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正是昆明城的风水布局。昆明城的修筑还突破我国古代很多城池一味追求方正格局的模式，而将昆明城建成灵动的龟形，与城北“长虫山”形成龟蛇相交之势，为道教玄武之形，寓意造福百姓。
此外，彝、白、苗、傈僳、壮、傣、哈尼等民族长期在昆明生活杂居，创造了丰富的民间信仰文化。如彝族的土主崇拜在南诏时期就已产生，元明之后在云南一直盛行。早期的土主崇拜以自然崇拜为主，到南诏时发展到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建有土主庙，有明确的土主偶像。始建于南诏时期的昆明官渡土主庙，供奉的是南诏三大保护神之一的摩诃迦罗大黑天神。摩诃迦罗大黑天神本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在云南被纳入彝族土主信仰，成为土主神。土主崇拜后来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具有庇佑人畜平安、主管风雨五谷等多种职能，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及与儒释道文化相融合的宗教文化。
官渡土主庙。
在昆明，各种宗教信仰、各民族的民间信仰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且又相互尊重，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多元和谐与开放包容，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特质与魅力。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编辑：吴艳）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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