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史话】《汉书》对民族关系的书写
来源:中国民族报 刁生虎 弓少潇 发布日期:2024-02-24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汉书》继承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书写传统,设立《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少数民族列传,《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张骞李广利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等传记亦多涉及少数民族史实。《汉书》填补了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期少数民族历史书写的空白,记载了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周边各少数民族生存状况和发展历史,对中原与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也有翔实记录,是研究西汉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史书文献。

  政治治理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将西南夷、两粤、朝鲜的历史合为一传,大抵体现出班固认为西汉对三者采取了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治理政策。

  据《汉书》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就在这三个地区广设郡县。在“西南夷”地区,设犍为、牂(zāng)柯、粤巂(xī)、沈黎、文山、武都、益州等七郡;在“南粤”地区,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等九郡;在“朝鲜”地区,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等四郡。同时,西汉还采取赐予夜郎、滇等地区统治者王印、将东粤之民“徙处江淮之间”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汉武帝为钳制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尽管并未结盟,但已初步了解大宛、乌孙、康居、大小月氏等西域诸国的地理与风俗。《汉书》记载,汉宣帝、元帝时期,“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设立西域都护府,“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因此,班固将《史记》的《大宛列传》调整为《西域传》。

  《匈奴传》继承《史记》旧名,但内容方面《汉书》有明显扩充,主要增补了从汉将李广利投降匈奴到王莽篡汉,汉匈关系恶化,再到更始三年(公元25年)的匈奴历史。

  班固在《汉书》中对少数民族专传名称的继承与调整,大体基于西汉后期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同时其正文中对“四夷宾服”的史实进行了详细记载,表明其认同周边民族政权隶属汉朝,是西汉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由此得以体现。

  和亲交往

  和亲是广泛存在于民族交往历史中的一种政治策略。王室联姻可以缓和不同政权之间的纷争,使其交流也更加深入。《汉书》主要记载了西汉与匈奴、乌孙、龟兹和亲的史实。西汉与匈奴的长期纷争耗损国力,不利于双方发展,故而和亲成为改善双方关系的有效手段。

  西汉与匈奴的和亲,主要有两个阶段。《汉书·匈奴传》记载,在西汉前期,面对匈奴侵扰,“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这种汉弱匈强的和亲形式,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初年,为西汉前期边界的安宁以及国力的增强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后,西汉日渐强盛,“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面对西汉的军事打击,匈奴主动求和。汉元帝时期,归附西汉的呼韩邪单于,为寻求西汉支持以巩固自己在匈奴的统治地位,“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从而留下了“昭君出塞”这一象征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

  与匈奴不同,乌孙远在西域,西汉通过和亲与其联合以牵制匈奴。汉武帝时期,先后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王,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嫁与乌孙右大将为妻,并劝降乌就屠(乌孙王翁归靡与匈奴夫人之子),三次出使西域,为汉朝治理西域立下汗马功劳。解忧公主的长女作为“汉外孙”嫁与龟兹王为妻,在龟兹积极推广中原礼乐文化。《汉书·西域传》载:“(龟兹)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西汉与乌孙、龟兹和亲,增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辖和治理,维护了西域的安定。随着和亲公主西行,西汉为西域带去了丝绸、布帛等中原物产以及礼乐文化,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交流。

  经济联系

  经济贸易同样是各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zuó)马、僰(bó)僮、旄(máo)牛,以此巴、蜀殷富”“南粤食蒙蜀枸酱”“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等记载,说明西汉初年,巴郡、蜀郡与西南夷地区已有民间自发进行的经济贸易活动。

  在官方层面,西汉在边境开设关市以及纳贡与赏赐,也同样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在北方,“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南粤关市以中原地区的金铁田器、牲畜与地方特产如犀角、紫贝等的交易为主。

  西汉时期,通过贸易、纳贡与赏赐等形式,中原地区的丝绸布帛传播到边疆民族地区,并为各民族所喜爱;西域出产的良马、葡萄、苜蓿等,南方出产的白璧、犀角等珍奇宝物,也流入中原地区。生活物资和地域特产的贸易往来,在推动各地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交往能够有力促进各民族思想交流和情感交融。《汉书》记录了各民族迁徙与杂居的史实。秦始皇征服岭南地区后,下令“以适徙民与粤杂处”。汉武帝灭东粤后,“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命两粤百姓内迁中原。匈奴北遁后,汉武帝也先后“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汉书·匈奴传》)。边民内迁和移民实边政策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融合,增进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

  《汉书》的民族关系书写真实反映了西汉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以及漫长而复杂的民族融合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班固在书中体现的“华夷一体”思想也有着积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编辑: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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