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

　　云冈石窟地处农牧交错带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气势雄浑，现存主要洞窟45个，雕刻面积达1.8万余平方米。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雕凿而成的佛教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生活过，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武州山，山前有一条河叫武州川，河水向东南流。武州川流经的河谷地带连接内蒙古河套地区。大同古城边也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御河。御河发源于内蒙古，沿着御河河谷，可以到达今天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这两条河谷地带出土了很多文物。

　　提到农牧交错带，就不得不说“胡焕庸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编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以“瑷辉—腾冲一线”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后因地名变迁，改为“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很有参考价值。

　　北纬四十度线是与“胡焕庸线”同等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我国北纬四十度地区是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的交错分布区，长城东线主要分布在这条线上。大同正好处在“胡焕庸线”和北纬四十度线的交叉点，是众多受惠于农牧融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崛起的城市之一。

　　见证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秦汉三国两晋时期，大同一直处于中原与北方地区交流往来的前沿。西晋灭亡后，东晋政权建立，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南下，建立各国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439年，北魏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拓跋焘重新统一北方地区，给北魏社会带来多元文化汇聚融合的新局面。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即北魏和平元年。北魏王朝选择这一年开凿云冈石窟，寄托了和平统一的期望。中国佛教考古学创建者宿白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出，在统一北方的过程当中，北魏不断地向大同地区移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匠、知识分子。《北史·西域传》记载，公元439年，北魏灭了建都于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北凉政权后，把很多在凉州经商的粟特商人送到了大同。

　　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第一期“昙曜五窟”的高僧昙曜就来自凉州。《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公元460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至20窟，据说是为文成帝、景穆帝、太武帝、明元帝、道武帝5位皇帝雕刻的5座大像窟。洞窟形制的共同特点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空间。其中，第19窟的主像高度近17米，是5尊主像中最高的。第20窟（因为前壁坍塌而形成露天景观，被称为“露天大佛”）的坐像也超过了13米。

　　昙曜五窟造像融合中亚犍陀罗艺术和印度秣菟罗艺术风格，甚至不排除工匠参考了西方艺术形象，抑或有西方工匠参与。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专程调查云冈石窟，之后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首次从建筑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探析，细致地研究了石窟的建筑空间与其所表现出的建筑形式，分析了石窟雕刻内容的文化艺术特点。

　　1970年，考古人员在大同市城南北魏窖藏遗址发现了具有浓厚西亚甚至东罗马风格的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铜杯、鎏金动物神像纹高足铜杯、鎏金刻花银碗、八曲银长杯，这些都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直观反映，是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体现。

　　云冈石窟根据其洞窟形制、雕刻造像内容和样式，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洞窟主要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执政时期至迁都洛阳以前，这一时期的造像开启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

　　第二期主要石窟有5组，其中1、2窟，5、6窟，7、8窟，9、10窟为“双窟”，形制规模相同，开凿时间一致。孝文帝在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继位的时候只有5岁，历史上的“孝文帝改革”，许多措施是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共同倡导，时称孝文帝和冯氏为“二圣”。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出现这种特殊形制的“双窟”，当是这一历史事实在石窟艺术中的体现。

　　云冈石窟第6窟中，一组表现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辩论的造像，生动地反映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下，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在辩论，释迦牟尼佛身着中国传统的“褒衣博带”式服饰；洞窟两边各有一座5层的塔，塔的形制也不是印度覆钵式，而是中国楼阁式。由此可见，洞窟及造像雕凿上融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云冈石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将建筑、雕刻与装饰艺术有机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受到希腊、波斯等外来文化的影响，经过不断创新、演变、交融，成为5世纪时石窟艺术的典范。宿白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写道：“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宣武帝下诏在洛阳城南6公里处的伊阙峡谷间，仿照云冈石窟开凿一座石窟。但是由于洛阳的石质与大同的差得很远，几年后，工程进展缓慢，于是就修改了工程方案，由此造成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不同。

　　云冈石窟第6窟是石窟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的洞窟，也是保存状态最好的洞窟之一。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第6窟的“升级版”。云冈石窟第6窟有一个中心塔柱，上面分为两层，第二层转角处有一头大象石雕，泾川王母宫石窟的相同位置也有一头大象石雕。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云冈石窟是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诞生的伟大艺术宝库，其背后是一部厚重的中华文明演进史、民族融合发展史和劳动人民创造史。云冈石窟的美也不只有“褒衣博带”式的美，还有一种气势上的美、自信的美，它是蓬勃向上的中华民族创造的艺术经典。

　　（作者系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道中华大讲堂”上的演讲，本报发表时有删节修改。）

• 前一则: “尔滨”邀你来做客 文旅融合一家亲
• 后一则: 用杂技艺术讲述沪疆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