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河西敦煌地区出现了一位名为管·法成的高僧译师。这位大译师的生卒年月和出生地均不详，甚至对于他究竟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也存在争议。

　　多数学者认为，管·法成出身于吐蕃贵族管氏。管氏地位尊贵，历代出过不少能臣和学者，在吐蕃61个千户所里，管氏就占了两个，其地位显赫可见一斑。也有观点认为，管·法成就是敦煌文书《吴和尚邈真赞》中所说的“吴和尚”。吴和尚原籍山西，后至河西。颇为有趣的是，之所以对管·法成的民族、籍贯争论不休，是因为他所翻译的佛教典籍质量极高。无论从汉文译为藏文，还是从藏文译为汉文，其行文都流畅精美，令人赞叹。

　　尽管争议颇多，但有一点已形成共识，那就是一般认为管·法成是中唐时期或晚唐归义军初期活动于河西敦煌一带的著名僧人。他在河西敦煌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译经、讲经。公元833年，管·法成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的永康寺，开始翻译佛经；公元842年至848年，移居甘州（今甘肃张掖）的修多寺译经。公元848年，管·法成又回到沙州，居开元寺。据《吴和尚邈真赞》记载，他卒于“唐咸通十年岁次乙丑七月廿八日”，即公元869年。

　　管·法成当初是如何去沙州以及前去的原因已难考证。沙州地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繁荣。加之吐蕃对佛教的大力弘扬，沙州的佛教氛围很农厚，管·法成成为活跃的佛教高僧中的一位。他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和译经事务，在沙州、甘州的多个寺院都留下译经讲法的足迹。管·法成在敦煌期间的佛教活动非常多，不少敦煌写经题记表明他译经、讲经不断。由于他精通梵语、藏语、汉语，因此互译了很多藏汉佛教经典，并且著述不辍，也培养了一批学僧。敦煌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自称“清信佛弟子”，并拜管·法成为师。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之后，又把管·法成从甘州修多寺请回沙州，住开元寺讲经译经。管·法成能被张议潮尊为师，可见他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管·法成在敦煌的译经非常丰富，从藏经洞出土文献来看，他的相关著述主要分汉译藏、藏译汉和自己的撰述三大部分。

　　管·法成由汉文译成藏文的著述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严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17部，由藏文译为汉文的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等。他的译作信、达、雅兼具，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由管·法成从汉文译成藏文的《解深密经疏》为新罗僧人圆测所撰，这是迄今发现的由玄奘翻译《解深密经》诸注疏中唯一保存到现在的，现收藏在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中。

　　在管·法成诸多译著中，最多的是对汉藏密教经典的翻译。其中，由汉文译成藏文的密教经典有《圣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无碍大悲心广大正圆满陀罗尼》等5部，约占他汉译藏佛经总数的三分之一。据藏文版《布顿目录》统计，管·法成汉译藏的与观世音相关的经典共有4部，占藏文密教经典“观世音续”总数的四分之一；其藏译汉的密教经典只有一部，即《诸星母陀罗尼经》。根据学者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第161窟极有可能是吐蕃时期管·法成在敦煌营建的功德窟。该洞窟在敦煌当地俗称“观音洞”，因为洞窟壁画以各类观音造像为主，十分独特，为敦煌所仅见。

　　管·法成后期把重心转向讲授教理疏义，以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为主要内容。管·法成在开元寺对此经进行了系统讲解，不仅对经文结构和内容方面作了解释，而且对比分析了经文的汉译文和藏译文之间的不同之处，内容丰富，由其弟子记录，集为《瑜伽论分门记》和《瑜伽论手记》。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这样评价管·法成：“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淹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管·法成虽不为天下所知，但他推动了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为加强汉藏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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