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西藏的心脏，一座古老而神圣的城市。自古以来，尽管受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与内地来往不便，但拉萨与外界的交流始终不断。建城近1400年的高原古城拉萨，因历史悠久，涵养独特厚重文化；因交流互鉴，展示包容自信气度。

▲雄踞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苯教遗存与围绕三尊圣像的藏传佛教文化

　　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流行于西藏的是原始宗教苯教。佛教传入后，西藏早期的苯教经过一定的变革与调整，以崭新的面目示人。拉萨西边的堆龙河谷内，就有一处苯教寺庙遗址直龙寺。直龙寺建于公元1088年，为拉萨周边规模最大的苯教遗址。公元1718年，寺庙遭到摧毁。

　　藏文史籍一般认为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是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约5世纪），当时在吐蕃出现了佛教典籍与佛塔等。公元632年左右，赞普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此后，松赞干布在西藏各地建寺弘佛。后经过几代赞普的不断支持与推广，佛教在西藏社会得到传播。直到赤松德赞时期（8世纪末），既有注重次第修行的印度高僧入藏，也有中原法师入藏，在拉萨形成不同的佛教团体，其中包括主张顿悟法门的禅宗团体。

▲布达拉宫白旃檀木观音像（主尊）。

　　佛像是佛教信仰中最为重要的象征之一，松赞干布非常重视殊胜佛像的迎请与供奉。古城拉萨深厚的藏传佛教文化主要围绕3尊吐蕃时期引入的佛像形成，其一是供奉在布达拉宫帕巴拉康殿的白旃檀木观音像；其二是供奉在大昭寺的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其三是供奉在小昭寺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

　　雪域高原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度化道场。布达拉，又译作“普陀罗”或“普陀”，原指观世音菩萨所居之岛。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被称为普陀山，因此观音圣像在西藏有着举足轻重的宗教文化意义。布达拉宫的观音像传说为松赞干布所请的4尊观音圣像之一。在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中，供奉在布达拉宫的观音像曾经历了一次外地流转。直到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时，流落青海一带的观音像才被送回拉萨，仍安放于布达拉宫。当时在布达拉宫举行了扩建奠基与圣像请回的隆重双喜仪式。如今在布达拉宫的帕巴拉康殿门上，悬挂着清代同治皇帝赐予十二世达赖喇嘛的满、汉、藏、蒙古4种文字的合璧体“福田妙果”匾额，观音圣像供奉于殿堂之上，慈悲庄严。

▲大昭寺二层尼泊尔风格木门雕刻。

　　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可谓西藏最为殊胜的佛像，在信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前，唐太宗对文成公主说：

　　“爱女积福所凭依，有我所供本师像，施主帝释天所造，其质乃由十宝成，毗首羯摩为工匠，亲承如来赐开光。如此无比如来像，见、闻、念、触诚叩请，佛说急速证等觉，利乐源泉觉卧像，舍此如舍寡人心，仍以赏赐我娇女。”

　　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唐蕃关系的重视以及将传国之宝送往吐蕃的良苦用心。文成公主入藏时，还带去了大量佛经佛像，以及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和佛教物品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昭寺金顶。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老城区中心，拉萨之所以有“圣地”之誉，与这座佛寺密切相关。寺庙最初被称为“惹萨”，后来“惹萨”便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称，并演化成当下的“拉萨”。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大昭寺，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布局，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环大昭寺内中心的释迦牟尼佛殿一圈称为“囊廓”；环大昭寺外墙一圈称为“八廓”；以大昭寺为中心，将布达拉宫、药王山、小昭寺包括进来的一大圈称为“林廓”，从内到外的这3个环形，便是信众行转经仪式的路线。围绕大昭寺形成的八廓街，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极为活跃。国内各民族与中亚、南亚的商户、香客聚集于此，形成开放多元又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小昭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带到西藏，在西藏佛教信众心中同样十分重要。小昭寺始建于7世纪中叶，由文成公主奠基建成，是西藏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现存的小昭寺建筑大多是后来重修的，只有底层神殿是早期的建筑，殿内的10根柱子可见吐蕃遗风，上面镂刻着莲花，并雕有花草、卷云以及珠宝和六字真言。

　　四个现象和遗存背后的多元宗教文化

　　在拉萨，有四个表现包容多元宗教文化的现象和遗存，可归纳为“一曲一签一人一钟”，分别对应的是明代大宝法王与中原艺术、关帝信仰与求签信俗、波斯诗人鲁米、天主教在拉萨的经历。

　　一曲。拉萨西侧有堆龙河流入拉萨河，沿着堆龙河谷往上走，便可拐进楚布沟，著名的楚布寺隐匿于其尽头。此处是明代永乐帝所封大宝法王（五世噶玛巴）的驻锡地，每年夏季，寺庙的“次曲”羌姆舞演绎着五世噶玛巴前往中原的故事。

▲楚布寺“十六汉乐”非遗传承师徒合照。

　　“次曲”羌姆舞中有几个典型的中原文化元素，比如五世噶玛巴时期传入楚布寺的“十六汉乐”，后来十四世噶玛巴将其引入羌姆舞蹈艺术中。所谓“十六汉乐”，是指由16种乐器演奏组成的音乐，这些乐器分别为云锣、锣、陶鼓、小平锣、铓锣、小钹、长尖一对、号筒一对、唢呐一对、横笛一对、达玛鼓一对。据考证，其中长尖、号筒、云锣均为明代宫廷仪仗乐器，这反映了明代汉藏佛教往来促成的文化交流。其中也有来自西域的乐器，比如达玛鼓、唢呐等。

　　楚布寺夏季羌姆舞表演过程中，会有“六长寿”登场。其中主角为手持扇子的中原寿星形象，后面有穿绸缎黑衣绿裤和中原风格靴子的两人吹着横笛出场。伴着曼妙音乐，仙鹤、梅花鹿与孔雀纷纷起舞。最后在仪仗队的庄严引领下，所有角色戴着面具出场。

　　一签。楚布寺西边山谷有一座山，被称为“汉神山”（嘉拉）。当年五世噶玛巴从南京朝贡归来后，明成祖朱棣多次遣使送来书信与赏礼，据说中原财神关帝也因此来到楚布寺。五世噶玛巴将关帝作为楚布寺的护法神进行供养，今天在寺庙护法殿的供养文书中，仍然能见到相关记载。《楚布寺志》又载，原先楚布寺护法殿内绘有关公壁画，每当藏历初一时，需供奉中原的香烛和各类干果，噶玛巴戴黑帽亲自领诵和主持相关酬供仪式，以此祈祝汉藏佛事昌盛，民众安乐吉祥。

　　无独有偶，清代西藏驻北京的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也将关帝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范畴，不仅供养，而且修撰有《关老爷祈供文》《煨桑祈祷真日杰布（云长王）颂辞》等愿文。在抗击廓尔喀的战役中，由于济隆活佛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派来的军队平定廓尔喀，福康安班师凯旋回拉萨后捐献钱财，西藏地方和活佛也出资，在磨盘山修建文殊庙、关帝庙以及山下的功德林寺，以示纪念。之后，随着驻藏士兵和中原商民在关帝庙的活动增多，关帝庙流传着中原“关帝灵签”的求签信俗。如今，为了方便信众，寺庙将原本山顶关帝庙的“关帝灵签”信俗流程复制到山下的功德林寺殿内，求签的程序也发生了变化。

　　一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穆斯林群体进入西藏，西藏地方官民对穆斯林群体给予很大的尊重和包容。

　　清乾隆年间，平定廓尔喀后，驻藏清军中有一部分来自川、陕、甘、青等地的穆斯林士兵和眷属定居拉萨，他们的后裔居住在河坝林一带，后来集体捐资修建了今天的清真大寺。上世纪20年代，拉萨的穆斯林商人又捐资修建了今日大昭寺南侧的小清真寺。

▲拉萨小清真寺与远处的布达拉宫。沈云遥摄

　　据清代《噶伦索康·斯觉次旦传》记载，当时，拉萨贵族经常到清真寺与穆斯林交流，贵族们也时常受邀出现在古尔邦节等宴席上。

　　索康·斯觉次旦噶伦（清代西藏地方主要官员）与一位名叫“达肯”（藏文音译）的阿訇有一场有趣的对话。阿訇看着秋天凋零的花，表达出“诸法无常”的感慨，这引起了佛学造诣很高的噶伦的兴趣。于是噶伦进一步与其讨论伊斯兰教如何认识“心”和“心性”。达肯阿訇将其比喻为“花”和“花香”：“花”败落后，“花香”也不存在。阿訇还讲述了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鲁米的史诗《玛斯那维》中的一段故事——“商人与鹦鹉”，主要表达对自由和解脱的向往以及注重灵魂至上的观点。

　　这场讨论让噶伦记忆深刻，当晚他就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而这也成为历史上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交流的见证。

　　今天，拉萨穆斯林的生活中还保留了诸多藏汉文化的色彩。他们重视学习，善于经营甜茶馆和小吃餐馆以及传统藏族服饰店等，甜茶馆有著名的“鲁仓茶馆”“伊比热茶馆”等。

▲大昭寺所藏天主教挂钟。

　　一钟。天主教传教士从17世纪开始多次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藏传教，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天主教曾在拉萨进行短暂的教堂建设和治病传教等工作，除了罗马所藏通信档案之外，拉萨大昭寺所藏的一座钟是他们当时活动的见证。

　　此钟为铁铸材质，上面刻有拉丁铭文“赞美之歌”字样。上世纪90代后期，这座钟一直悬挂在大昭寺的廊道屋顶，西方游客时常围绕参访，现收藏在大昭寺库房内。铁钟通高43.3厘米、坐宽43.5厘米，钟身有裂缝，钟纽有残。对于此钟的来源，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极有可能是由拉萨本地人打造。

　　拉萨的藏传佛教文化历史悠久，雪顿节、燃灯节等宗教民俗活动既保存历史的礼仪传统，也吸收了现代文化元素。今天，拉萨各族人民在此生产生活，尊重传统、包容吸收始终是拉萨宗教文化多元并存与和谐的关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永中久美拍摄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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