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在雄伟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各族群众高唱国歌，凝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为共和国庆生，祝福伟大祖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当《义勇军进行曲》熟悉而激昂的旋律响起，总能让中华儿女心潮澎湃。国歌凝聚着催人奋进的中国精神，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中国的最强音。

　　义勇军抗战催生《义勇军进行曲》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一号大厅展出的一套由上海大中华唱片厂生产的国歌唱片，见证了国歌诞生的历史。

　　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接管大中华唱片厂。8月，以“人民唱片”为牌号出版唱片。9月底，国歌确定后，录制国歌的任务随即下达上海大中华唱片厂。这套国歌唱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新四军军歌》两首歌曲组成，标号为“38254”，其中A面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典礼音乐，管弦乐，聂耳曲、林超夏编曲，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版记录国歌的唱片，这版唱片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历史见证。

　　自古英雄出少年。1928年秋，16岁的聂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1912年，14岁的田汉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徐特立的学生，并和毛泽东成为同学。1931年1月，由田汉担任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次年4月，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聂耳在明月歌舞剧社认识了田汉，两人的相识为以后一首伟大作品的诞生埋下伏笔。1933年初，经赵铭彝、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广大爱国军民纷纷自愿组成抗日铁血军、救国军、大刀会等，但缺乏统一组织。在共产党的参与下，1931年9月，高崇民等人在北平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底，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在“救国会”“后援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此后，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统一番号，把分散的义勇军部队整编组建成统一的战斗序列部队。

　　义勇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但由于装备差、训练仓促，逐渐被日军击溃。1933年初，日军开始进攻热河，“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开始，部分东北义勇军也向热河边打边撤。

　　爱国人士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积极筹集物资，赴热河慰问义勇军，动员当时在上海“剧联”、年仅21岁的聂耳参加。1933年2月，慰问团到达内蒙古敖汉一个偏僻小镇——四家子进行慰问活动，聂耳在此发现了义勇军大会上的《义勇军誓词歌》。研究认为，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可以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发轫于热河抗战前线。

　　随后，日军一路南下，到达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歼敌五六千人，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忱。

　　1935年初，党领导的左翼电影企业——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了故事影片《风云儿女》，这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讲述了当时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民族危亡，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奋勇杀敌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即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写完词稿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剧本交到夏衍手里，聂耳主动向夏衍提出承担谱曲的任务。1935年3月底，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居所内，聂耳完成了曲谱初稿。为躲避反动派追捕，聂耳4月中旬赴日本。颠沛流离中，他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修改定稿，再寄回电通影业公司。于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情感、旋律雄壮激昂、表现中华民族刚强气概的革命战歌就此诞生。

　　1935年5月11日，《中华日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同日，《义勇军进行曲》在《艺声》创刊号上正式发表。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二期《风云儿女》专号上，以义勇军和长城为背景的图片上，显赫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词谱。

　　这首表达亿万人民共同心声的雄壮歌曲，随着电影、唱片、歌谱及广播电台的传播，特别是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迅猛发展，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巨大的号召力鼓舞全国爱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抗战斗志，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强音。

　　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

　　时间来到1949年。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迫切需要一首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国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上讨论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所奏乐曲的问题。随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立第六小组，承担起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任务。7月中下旬，第六小组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连续刊登，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

　　第六小组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截止当年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但筹备会一致认为，应征稿普遍不成熟，无论是第六小组成员、顾问，还是听了试唱的群众，对词、曲都感觉不太满意。

　　就在国歌征集活动进行时，周恩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早在7月初审改《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时，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

　　而此时，征集作品不佳，选定国歌又迫在眉睫，有许多人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9月25日晚，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汇聚一堂，议定国旗和国歌事宜。会上，大家基本同意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分歧点在于：原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要修改。

　　毛泽东赞成“安不忘危”的观点，明确支持不改歌词。他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一语中的，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正式国歌。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

　　《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全世界

　　上世纪40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也曾流传海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一首国际战歌，唱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心声。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结识赴美宣传的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刘良模教会他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保罗·罗伯逊曾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1941年，保罗·罗伯逊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在纽约灌录出版唱片，他为这首歌起名为《起来》。

　　宋庆龄亲自为保罗·罗伯逊的《起来》唱片撰写序言。保罗·罗伯逊屡次为中国抗战义演和募捐，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从而把这首歌带到全世界。

　　二战中，英国百代唱片公司将一些销路较好的唱片模板运到印度加尔各答生产，这批唱片模板包含许多抗战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同盟国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旋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时光流转。如今，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中国维和部队的身影、体育健儿的拼搏、中国海军护航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等，在世界各地唱响，向全世界传达着中国声音，表现着中国精神。

　　（本文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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