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
在今天，我们仍然习惯用九州指代中国。逢盛大节日，我们说“九州同庆”；赞美祖国辽阔疆域，我们说“九州四海”；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我们说“九州攸宁”；赞颂中华大一统，我们说“九州共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其五）》可谓家喻户晓。诗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解释“九州”词条：
“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称。”
那么，“九州”到底指哪里？我们又为什么以九州代指中国呢？
大禹被蹭“流量”？
论九州，首先要谈《禹贡》。《禹贡》是《尚书》中一篇记述早期中国山川地理、交通贡赋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在古代，人们认为《禹贡》是大禹所作。不过，由于《禹贡》的内容不契合上古时期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舍弃旧说。王国维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郭沫若认为是战国初期；顾颉刚认为是战国末年，秦国人所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是魏国人所作。
但若非大禹所作，《禹贡》为什么托名大禹呢？这要从诸子百家争鸣的一种风气说起。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进入高潮，各家学派为显示自家学术源远流长，纷纷打出了古圣先王的旗号，壮大声势以压倒其他学派。例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效仿大禹，穿草鞋褐衣、过清苦生活，声称“禹之道”；农家则推出神农氏，自称“神农之言”。
道家分为老庄（指老子和庄子）道家和黄老（指黄帝和老子）道家，后者为什么将黄帝与老子并称？那是因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一些人认为老子的声望不足以同其他学派抗衡，便抬出人文始祖黄帝作招牌。此外，兵家、阴阳家、杂家等也都推崇黄帝，故《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时期的黄帝类书籍极为丰富。
可以说，《禹贡》托名大禹成书，与当时诸子百家流行蹭远古圣王“流量”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解释清楚《禹贡》的由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也是《禹贡》最重要的问题——九州。
▲《禹贡》九州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
何谓九州
《禹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分九州。客观地说，禹划九州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史记·夏本纪》提到了大禹“开九州，通九道”。《禹贡》以山川河流为大致界限，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冀州以黄河为界。黄河自河曲到潼关由北向南，自潼关到今河南武陟向东，然后经河北，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此为古黄河入海方向），构成了冀州的大致边界，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等省。河北省简称“冀”，即由此而来。
兖州位于济水以北，冀州以东。
青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半岛，西至济水，与兖州接壤，南至曲阜、泰山，一直延伸至黄海。
徐州北接兖州、青州，西邻豫州，南至淮河，东临大海。
扬州大致位于淮河以南，九江以东。
荆州东至九江，接邻扬州，西至汉水上游，接邻梁州。北起荆山，南至衡山。
豫州东起泗水，西至华山，南至荆山，北临黄河。
梁州和雍州的位置大体以秦岭为界，北为雍州，南为梁州。
九州分布，有哪些历史秘密
在九州的地理分布中，北方黄河流域有六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南方地域辽阔，却只有三州，即扬州、荆州、梁州。北方州数额比南方多一倍，相应的，北方六州的区域面积相对小，南方三州的区域面积却很大。例如北方黄河中下游的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地域略显狭小，南方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地域面积却都很大。
这些差异蕴含着早期中国的丰富历史信息。黄河流域的六州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带。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后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就是夏朝。北方有广阔大平原，农业发达，而南方多山地丘陵，故早期中国人口密度北方大、南方小，与之相应，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也在北方。九州分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契合了先秦时期的历史形态。
《禹贡》按照九州土地肥沃程度划分九个等级，贡赋各有差异。例如，雍州田地为黄壤，等级上上。青州临大海，产鱼盐之利，贡赋有盐和海产品。梁州矿藏丰富，贡赋则有铁和银。这些记载反映了中国早期先民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土地资源知识。
两汉十三州与《禹贡》九州的地理分布惊人相似。汉代设置的十三州政区遵循《禹贡》九州的基本框架，是在《禹贡》九州基础上脱胎而来。《汉书·地理志》对汉代十三州中的九州记载，也几乎完全抄录承袭《禹贡》九州的描述。
从这一意义上说，《禹贡》九州划分突破了先秦时期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限性，反映了大一统视野下对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历代政区划分，大多参照山川河流、自然地貌进行划界，这一思想原则来源于《禹贡》。
如果说《禹贡》九州体现了大一统视野下的郡县制，那么《禹贡》所记载的“五服制”则蕴含了因俗而治的差异化治理思想。
“五服”是周制，从中央所在地向四周扩展，每五百里为一“服”，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距离中央越近，和周天子关系越亲近，体现出由内而外的天下观。
这种观念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考古学者韩建业教授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了三层次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惊人相似，周代五服制政治地理层圈结构在商代基础上发展而形成。
秦汉以降历代中央王朝实行郡县制，在边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就是受五服制的历史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制度。
▲《禹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天下九州，超越华夷界限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的记载，这里的“中国”是指洛阳。儒家经典《大学》所言“不与同中国”，这里的“中国”是指华夏中原，具有文化蕴含。很多学者在论及先秦时期“中国”概念时，常从这些视角进行解读。但是，战国后期以天下九州指代中国的观念，体现出消泯华夷界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史记》记述阴阳家邹衍思想学说：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在邹衍看来，中国就是天下九州。与传统“中国”概念——“华夏”相比，邹衍将中国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华夏，也包括四夷。例如，荆州是大夷楚国核心范围，扬州包含吴越，雍州包含西戎。显然，“九州”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超越了华夷界限。
邹衍生活在战国后期，天下重新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各民族与华夏族交往密切，逐渐融合起来。邹衍重新界定中国概念，以“九州”冠之，消泯了华夷界限，实现了华夷一家。这样的“中国”，成为超越单一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比之前的“中国”概念，有了质的飞跃。从此，以“九州”指中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汉代王吉说：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人们开始用“九州共贯”形容中国大一统。
五胡入华，晋室南渡，南北政权分立，王导和晋元帝司马睿论时局说“九州分裂”。同时期的王鉴也说，东晋所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
“九州”，也出现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在诗歌里，在文赋里。天下统一的时候，大唐盛世的岑参可以自豪地说：
“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天下分裂的时候，南宋的陆游只能伤感地哀叹：
“壮岁羁游半九州，即今憔悴老菟裘。”
“半九州”，表明陆游没有把南宋视为中国的全部，仅是一隅而已。每当山河破碎的时候，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吟唱 “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
▲陆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随着历史演进，中国观和华夏观都在不断演化发展、与时俱进。清乾隆皇帝提出，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各民族均“进而为华夏”。“华夏”成为超越各单一民族、基于清朝领土的共同性实体，与中国观之演进有异曲同工之妙。
（头图为长城日出风光。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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