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中华文明无与伦比包容性和吸纳力的历史见证|总书记讲过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中国民族报编写组 发布日期:2023-08-28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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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摄)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的云冈石窟,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第一座由皇家开凿兴造的大型石窟寺。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伟,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最大者高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是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云冈石窟以石刻闻名天下。《魏书·释老志》中有“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赞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云冈石窟时写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1934年,著名文学家冰心游云冈后写日记赞叹:“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

  从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大同),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作为北方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平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汲取、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1500多年来,这部刻在石头上的无声艺术杰作,向后人展示了北魏豪迈辉煌、开放多元的雕塑艺术魅力和文化魅力。

  云冈石窟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16至20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5座大像窟,揭开了开凿云冈石窟的序幕。昙曜五窟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风格。

  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执政时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北魏国力强盛,加快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晚期石窟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随之停止,但凿窟造像之风在社会中下阶层蔓延起来,贵族、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和“秀骨清像”的开端。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云冈石窟是展现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包容特性的艺术宝库。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凝结了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这里既有来自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爱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也有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胡人形象,还有西域服饰文化的痕迹,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特点。

  走进云冈石窟鼎鼎有名的“音乐窟”——五华洞,好似翻开了一部辉煌的世界音乐史。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荟萃一堂,争奇斗艳;琴、筝、笙、琵琶、齐鼓、排箫、横笛、觱篥、箜篌、法螺、细腰鼓、义嘴笛等数十种乐器欢奏齐鸣,宛如一曲宏大交响。北魏各民族能工巧匠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使不同的文化艺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形成了石窟艺术的“云冈模式”,对敦煌石窟和龙门石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考察云冈石窟后认为,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实证:“飞天手中所挽花圈,皆希腊所自来……顶棚上大莲花及其四周飞绕之飞天,亦为北印中印本有。又如半八角拱龛以不等边四角形为周饰,为犍陀罗所常见,而浮雕塔顶之相轮,则纯粹印式之窣堵坡也。”但梁思成认为,观其结果,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的基础结构,“(西方母题)做了汉族艺术天才的引火索”。

  千年云冈,无声记录了北魏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成为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史。新时代,云冈石窟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重新绽放出灿烂的时代光芒。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日本学者编写的16卷本《云冈石窟》曾被认为是云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出版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境况成为历史。如今,山西大学、大同大学专门设立云冈学研究院,并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等机构进一步合作,开展北魏民族学、云冈图像学等领域的研究。2021年,云冈研究院成立,云冈学建设蹄疾步稳。

  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不可移动的云冈石窟“行走起来”。2020年末,由云冈石窟研究院主办的“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于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120件云冈文物与世界首个3D打印的可移动石窟——云冈第12窟“音乐窟”惊艳亮相,与当代艺术作品对话。

  当代艺术家还从云冈石窟这一古老艺术母题,开掘出了新的时代内涵。山西省重点打造的原创舞蹈诗剧《天下大同》通过山西一域的生动故事,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博大胸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其中,《瑰宝云冈》的舞姿来源于云冈石窟第12窟,以丰富的艺术表现生动诠释了文化遗产的活态艺术魅力。

  1500多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共同创造了云冈石窟这一人类石雕艺术史的奇迹,成为中华文明无与伦比包容性和吸纳力的历史见证;今天,来自全国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将共同深入挖掘云冈石窟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让这座古老的石窟艺术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1年10月19日05版,执笔: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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