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古称“金”或“吉金”，几乎与人类早期文明相伴而生，是揭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代表性物证，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国西南地区各省区市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众多青铜时代遗址，如川渝地区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涪陵小田溪墓地、城坝遗址、茂县牟托大墓、盐源老龙头墓地等，云南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河泊所遗址、昌宁大甸山遗址、牡宜遗址等，贵州的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广西的罗泊湾汉墓、合浦汉墓群等。这些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生动展示了我国古代西南地区辉煌绚烂的青铜文化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格局。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聚焦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代表，联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南五省区市的32家文博单位，策划推出“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展览汇集西南地区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3件（套），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展现西南地区青铜铸造的技艺与特色

　　此次展览包括序厅、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黔桂地区的青铜文明、尾厅五部分，以丰富器物展现西南地区以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著称的青铜文化，体现其在鼎盛时期代表的青铜文明的高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早期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先民结发为辫，跟随放牧的畜群迁徙，没有固定的住所。大家往往认为，人口流动性极强的西南地区，由于缺乏稳定的技术能力和资源支持系统，很难铸造精致繁复的青铜器。但透过展览，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在秦汉时期强大的中原青铜文明影响下，西南地区的青铜工艺依然达到了极高水平。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以滇中地区的考古发现最为集中。贮贝器是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贮贝器，字如其名——“贮藏贝币的青铜器”，用通俗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存钱罐”。当然贮贝器不仅用来贮存贝币，更是财富、权贵、地位的象征，也是祭祀先祖的重要器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此次展览展示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等。其中，驯马场面铜贮贝器整体为圆筒状，腰微束，平底下有3个扁平足，器身两侧铸对称立体虎形耳。圆形盖上铸10人7马，分为8组，生动表现了滇人在头领的监督下集体驯马的场景。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亦为束腰圆筒形，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3个扁足，器身饰卷云纹和菱形纹等。器盖立雕10名女子：中心位置有一位贵妇跪坐于鼓上，通体鎏金，身边放着壶、盘等器皿。旁有3名侍女，或捧送食盒，或撑伞，或跪坐听候差遣。周围有2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作理线状。另有4人面向中间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不同的动作反映了织布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腰机”亦称“踞织机”，是斜织机出现之前一种较简单的织布工具，云南地区有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在使用。

　　展览中，出土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雨樟镇交乐汉墓的连枝铜灯引人驻足。连枝铜灯高近1.2米，具有技艺精湛、元素丰富、细节逼真等特色，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灯杆分上、中、下3节，铜灯所有部件、灯杆节与节之间，都巧妙地以榫卯相连。整盏连枝灯上一共铸造有十多条神态各异的龙，灯枝也是龙形，龙尾恰好插入主杆上的龙嘴卯口，设计十分巧妙。在很细的灯座和灯杆上，铸造了极为细腻的龙鳞，龙鳞上饰火焰纹。灯杆的连接、栩栩如生的盘龙，皆展现了西南地区巧夺天工的铸铜工艺。

　　此次展览还首次将四川出土的3件镌刻有“成都”字样的战国兵器同柜展出，3件兵器分别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铭文铜戈、“成都”铭文铜矛和虎头纹“成都”铭文铜矛。

　　出土于广元青川县的“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上铭刻“成都”二字，说明“成都”一名最迟在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铲除丞相吕不韦时已经存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成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九年相邦吕不韦”铭文铜戈为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典型样式，双面皆有刻铭，正面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字样，背面铸文“蜀东工”。铜戈对于铸造年代、地点、人物、场地都有清晰交代，通过铭文，我们可看到一个完善、严格的秦国军事系统缩影。这种“吕不韦戈”，迄今在国内仅发现4件，而青川的这件极可能出自吕不韦在世时监制的最后一批铜戈。

　　另两件“成都”铭文铜矛分别出土于雅安荥经、成都蒲江，3件铸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兵器，对于研究古蜀历史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讲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历史故事

　　本次展览的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讲述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历史故事。

　　立之为釜，覆之为鼓，反映了西南地区釜与鼓演化的历史路径。贵州出土的饰虎铜釜，腹颈交界饰一圈凸弦纹，两侧对称饰辫索纹环耳，腹颈部位铸焊一对立虎，虎首探出釜口，相向而立，虎颈饰一条海贝纹项圈，显示虎已经被驯化。该铜釜出土时，套在墓主人头颅之上，已经被考古证实为葬器，反映出西南特有的“套头葬”。

　　铜釜最初本是炊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亦是乐器，还是葬器。西南地区的先民将铜釜翻转过来，敲击底部，载歌载舞以自娱，后来对铜釜进一步改进，便成为专用的铜鼓。铜鼓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是西南地区共有共享共尊的重器。

　　展览尾厅展示了6件鼓面有太阳纹的铜鼓，分别来自云南腾冲、广南，广西贵港、桂平，贵州赫章和四川盐源。6件铜鼓，出自六地，大小不一，鼓上却有着同样的太阳芒纹，体现着远古时期西南地区各族先民对太阳的讴歌与崇拜。

　　展览还展出了青铜钺、青铜面具、青铜钟等具有文化共通性的青铜器，从多个维度反映出先秦及秦汉时期西南先民在祭祀礼乐、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通、相似、相近，体现了当时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中展出的3件西汉羊角钮铜钟，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和广西。羊角钮铜钟是百越族群常用的打击乐器，因顶部两侧有羊角状鋬钮而得名，造型独具特色。羊角钮铜钟在我国云南、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均有发现，是南方青铜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

　　与此同时，西南青铜文明也展现着不同地区文化的特色之美。展览展出了四川、重庆、广西等多地出土的青铜罍，这些青铜罍在造型和花纹上各有不同，出现了饕餮纹、夔龙纹、虎纹、凤鸟纹、变形蝉纹等多种花纹。四川出土的饕餮纹铜罍，双肩兽耳衔环，罍盖为昂首的蟠龙，角上有十字枝杈。肩上为浮雕身鼻卷曲的夔龙，口下有小夔龙纹，尾后还有鸟纹。肩、腹以宽弦纹带分割，腹饰大口巨目的饕餮纹，下腹一侧有兽首鋬。重庆出土的错锡虎纹铜罍，罍盖饰有四环耳，中心为同心圆，铜罍沿肩、颈部位饰错锡云纹，勾连雷纹。盖面顶部为同心圆布局，下部为又大又圆的虎纹图案，凸显了古代巴蜀人的虎崇拜。广西出土的兽耳变形蝉纹铜罍，整件器物呈“亚”字型，双肩上有两只兽耳，颈部饰夔龙纹，腹部饰变形蝉纹。同样的器物青铜壘，细节上各有特色，既反映了这类来自中原的酒器在西南地区的普遍使用，也体现了西南不同地区先民在审美、民俗、信仰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从川渝到滇再到黔桂，从青铜礼器到青铜生产工具、再到青铜兵器，通过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南这片土地上，先民以智慧和手工艺铸造了辉煌灿烂的“吉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和丰富中华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创造力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3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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