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称:二里头龙形牙璋
年 代:夏代
体 量:长48.1厘米
出土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
收藏单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它与二里头时期的青铜礼容器群、青铜礼兵器群、玉器礼器群等,一道呈现出一个王朝的气象,实证了夏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揭示出一个“最早的中国”形象。
用什么看见夏朝?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中华大地迎来了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禹之子启,首开世袭制王朝,立国创制,建立了延续400多年的夏朝。这一事件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中华历史的发展,使“满天星斗”式的多个文化区域并存的历史格局,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推动中华文明从“多元”向“一体”加速迈进。
夏文化通过商、周王朝的继承和发展,绵延三代,持续近2000年,进而成为华夏文明圈的主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族群得以孕育,最终发展成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核心群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发挥着“向心汇聚”的作用。
由此可见,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华历史进程中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对于这样一个王朝,我们通过一件什么样的文物,来透过遥远的历史距离,清晰地看见它的形象?
——牙璋!
何为牙璋?
在考古学家看来,牙璋是探索夏史迹最为重要的信物之一。
牙璋是夏王朝使用的一种特殊玉器,时代特征尤其鲜明。如果说,夏人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一个集中的象征物,那么,它就是玉制的牙璋。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以“礼”为核心的精神秩序与文化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在这一时期,玉被深刻地注入了“礼”的灵魂,成为祭祀、朝会、交聘等场合的核心器物。“璋,祭祀之礼玉。”为构筑一个既能与天地神灵相沟通,也能象征王权威严的礼仪世界,夏人选择了牙璋。
▲牙璋结构示意图。(周玉州 绘)
牙璋造型复杂,由柄部、扉牙、本体三部分组成。相关研究表明,牙璋形制的原型,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用于翻土的农具耒耜,也有可能是类似戈的兵器。从考古资料看,牙璋最早发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完成了由实用器具到礼仪用器的功能转变,成为人们祈求丰收的礼器。而功能之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材质和形制之变——从石质变为玉质,体型由小变大,平直刃或微内凹刃演变为V形刃,扉牙也从简单变得复杂。就在牙璋形成其礼仪功能时,龙山文化强势崛起,并向西辐射和传播。距今3900年左右,牙璋随迁徙的龙山人群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在陕北石峁遗址、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等地。
然而牙璋升级为国家级礼器,则是在夏朝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此时,它的工艺更加精美,体型更大,最长达50厘米左右,有的甚至镶嵌了绿松石。就在它完成这样的功能转变时,牙璋在周边地区迅速消失。这表明牙璋已被夏王室所垄断,成为王朝国家的权力象征。
▲三星堆文化玉牙璋。(中新网发 金沙遗址博物馆 供图)
▲三星堆遗址出土金箔璋形饰。(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朝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得到显著发展,礼器的材质逐渐由玉变为青铜。牙璋被青铜鼎所取代。然而对于夏王朝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牙璋,却跟随着夏移民的步伐,从中原向西、向南传播,最远处到达岭南地区。有意思的是,三星堆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的牙璋遗存,甚至出现了组合装饰的牙璋形金箔,把牙璋的形制发展到了另一个顶峰。牙璋在遥远的古蜀国延续了生命力,成为三星堆承接中原文化的重要信物之一。
华夏与“最早的中国”
这件“二里头龙形牙璋”,出土于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它的体量接近50厘米长,是夏朝牙璋的典型代表。透过它,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夏朝,看见中华历史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国家政权的遥远背影。
在历史上,关于夏人的起源,多被追溯到颛顼。《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均称鲧为颛顼之子,禹为鲧之子,启为禹之子;《汉书·律历志》引“伯禹帝系”,认为“颛顼五世而生鲧”……无论世系如何,这些记述表明,夏人很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与炎帝后裔共工氏通婚而形成。《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关于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流衍广泛,涉及古今。禹因此被称为“戎禹”,今天我国羌族地区仍保留着大量的禹迹,并传承着对禹的崇拜。历史学家徐中舒曾肯定地认为: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人传说,没有理由否定夏来源于羌。事实上,以禹为代表的西羌(姜)戎文化与晋南豫北的中原文化相结合,构成华夏文化的主干,这已成为很多历史学家的共识。而对于夏人来源的追溯,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复杂性。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因带领民众治水成功的丰功伟绩,被奉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为何以“夏”相称呢?《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因此,将“华夏”并称,即指有冕服采章之美的大国——“华夏,谓中国也。”
由此可见,夏朝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和最早的王权国家;由此而产生的华夏族群也成为当时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图片来源:考古中国)
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于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重大进展,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成果已基本揭开了“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最早的宫城,其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说明二里头是具有明确规划的都城遗址;后世中国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表明二里头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这也说明,当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一个名副其实的“最早的中国”便已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监制|顾群 杨新华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写|郑茜 周玉州
审稿|郭家翔
制作|寇佳羽
(编辑:马永)最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