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名为“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的特展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有关犍陀罗艺术的展览。展览将一直持续至6月中旬。

　　“譬若香山”出自《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这部佛经主要讲弥勒在未来世成佛，成佛的地方“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所收甚多，食之香美，气力充实”。在中国佛教史上，犍陀罗就是佛教世界的“理想国”。“‘犍陀罗’梵文是由‘香’和‘遍及’两个词组成的，有学者认为，佛经中所说的‘香山’就是指犍陀罗地区，展览正是借用了这一典故。”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策展人罗文华表示。

　　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

　　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河谷到印度河东岸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谷东部一带，分布着古代犍陀罗的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纽，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犍陀罗艺术正是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呈现出强大的活力与创造力，在亚洲文明传播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400年至630年间，中国古代求法高僧和巡礼者法显、宋云、惠生和玄奘等先后造访犍陀罗，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成为巴基斯坦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本次展览选取来自巴基斯坦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203件（套），其中巴方文物173件（套），时代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不等。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早期佛菩萨造像、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佛塔建筑构件等犍陀罗石雕艺术外，还有金银器物和首饰，充分展示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多样性及艺术魅力。

　　故宫博物院的30件（套）文物大多是从古代犍陀罗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斯瓦特、克什米尔等艺术中心传入中国西藏西部的，对西藏古格王朝的金铜造像风格产生了强烈影响。

　　罗文华表示，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此次展览的举办，旨在促进中巴两国的相互了解，展现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交流的悠久历史。

　　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影响

　　本次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芳香国：多元文化下犍陀罗文明的诞生”，主要展示犍陀罗艺术出现之前，当地多元文化的融合，为未来的犍陀罗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单元中比较有趣的是带有古希腊艺术风格图案和装饰的展品，比如刻有希腊酒神头像的金杯和雕刻有古希腊泰坦神阿特拉斯的建筑基座。

　　第二单元“犍陀罗艺术的辉煌”，以大量犍陀罗遗址的石刻与浮雕，展示犍陀罗艺术极为辉煌的一面。观众可以看到，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犍陀罗艺术家塑造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佛陀形象；艺术家还利用释迦太子（佛陀出家前）的贵族形象创造出不同的菩萨形象。

浮雕”礼拜悉达多的头巾”

　　尽管佛教创立于2500年之前，可是在最初的500年，佛教信徒礼拜的场所是以舍利塔为中心的佛窟和僧院，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并没有出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形象，而是以菩提树、法轮等来代替。“礼拜悉达多的头巾”浮雕就表现了诸神朝拜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头巾的场景。悉达多的头巾被置于宝座上，下有帷幔，顶有华盖，两侧的供养者手持拂尘，恭谨地分立于左右。以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佛像是在公元1世纪出现在犍陀罗地区的。

　　大乘佛教的形成、发展、壮大和传播也是以犍陀罗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通过古代印度北部，到达犍陀罗地区。之后，通过进一步改良、更新，形成了大乘佛教，再从犍陀罗地区传到中国，又在中国得到继承和创新。

佛立像

　　展览正中，策展人布置了一尊等人身高的佛立像，这尊创作于公元1-2世纪的佛像，赤足，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厚重。佛像双目大睁，似在凝视众生，神情庄严肃穆又饱含悲悯。佛像鼻梁高挺，波浪式卷发，薄衣，衣纹流畅，面部轮廓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特征，表明希腊文明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此种造像风格后来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造像。

　　佛本生故事，是指讲述佛陀前生的事情，宣扬释迦牟尼在无数的轮回中苦行修道的事迹和积累的德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地区，但佛本生故事真正被充实丰富并且逐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却是犍陀罗地区。在中国的各大石窟，从云冈石窟、炳林寺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到克孜尔千佛洞，人们也都能看到描绘佛本生故事的壁画、雕塑等佛教艺术。叶波国太子“须大拿”的本生故事是向信徒讲授布施在佛教信仰中的重要性。展览中展示的浮雕“须大拿”表现了须大拿将自己的两个幼子施舍给婆罗门，这里面加进了犍陀罗艺术家的再创造。

浮雕“树下观耕”

　　另外一类浮雕，讲述佛陀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叫作佛传故事。在中国，佛传故事主要有4个——佛陀出生、成佛、法轮初转和涅槃。而在犍陀罗时期，有着众多后来几乎不再流传的佛传故事，比如这次特展中能看到的“燃灯佛授记”“树下观耕”等。浮雕“树下观耕”讲述释迦太子趁着夜色离开皇城，准备苦行。表现这个题材的众多艺术创作中，释迦太子的坐姿并不是结跏趺坐，而是一种思量的状态，叫作思维像。在中国河北曲阳，有很多类似的思维佛像，它的源头就是犍陀罗艺术。

　　第三单元“犍陀罗艺术的余辉”是本次展览的创新。犍陀罗艺术消亡之后，在印度河上游的三地斯瓦特、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仍保留了其艺术影响。策展人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选取这三地的代表性金铜造像，展示其继承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并传入西藏西部，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输送营养。

黄铜文殊菩萨像

　　这一单元中，一尊11世纪的黄铜文殊菩萨像引人瞩目，菩萨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扶着从座面生起的乌巴拉花茎，双臂缠绕长花鬘，一直垂落至脚踝部分，腹肌清晰可见。文殊菩萨着犊鼻裙，裙面以阴线刻不同的图案作为装饰，具有中亚服饰的风格与特点，极具写实效果。

　　“犍陀罗艺术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强烈影响，比如造像有着波浪形的卷发，鼻梁挺直，身体匀称，动感鲜明。但是佛陀的肉髻、白毫、坐姿、手印这些特征，又都体现了印度佛教造像的特点。所以说犍陀罗的佛教造像是古希腊-罗马艺术影响下的犍陀罗工匠创造出来的一种印度式佛陀形象。犍陀罗艺术虽然早在5世纪就已经消失，却影响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在整个佛教艺术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罗文华说。

《中国民族报》（2023年4月28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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