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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民族研究所陈鹏副教授接受“道中华”专访，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炎黄认同与中华意识进行详细解读。

　　记者：请问我们应该怎么看“炎黄子孙”这个概念？

　　陈鹏：至晚东周时期，炎帝、黄帝已被诸夏尊奉为先祖。至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更是将炎帝、黄帝描述为华夏和匈奴、越等民族的共同祖先。可见，“炎黄子孙”观念，或者说炎黄祖先认同早已形成，并非近代的产物。《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太子晋提到一些诸侯国“皆黄、炎之后也”；西汉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则明确使用了“黄帝子孙”一词，谓“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

　　▲黄帝、炎帝。（图片来源：明代《三才图会》）

　　汉魏以降，十六国北朝是以炎黄华夏为核心、凝聚“五方之民”“中华”认同的关键阶段。

　　在这一时期，炎黄祖先记忆发展呈现出阶段化面貌：十六国至北魏前期，主要是北方民族君主因塑造政权合法性需要而主动祖述炎黄，是为第一阶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制后，北方民族“汉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炎黄祖先被更广泛接受，成为汉人和边裔民族共同认可的祖先，是为第二阶段；

　　西魏北周，胡汉人群都祖述炎黄，炎黄祖先记忆突破了胡汉界限，炎黄二帝“共同祖先”地位进一步确立，是为第三阶段。

　　隋唐以来，北朝炎黄祖先记忆，则影响到突厥、回纥、契丹、党项等民族的族源或祖源叙事。

　　记者：您提到十六国北朝是炎黄二帝成为“共同祖先”的重要时期，能否具体谈谈都有哪些民族自认为是“炎黄子孙”？

　　陈鹏：正如上面所说，华夏或汉人，在东周以来即祖述炎黄，至十六国北朝延续了这一做法。尤其当时门第观念盛行，各家族往往追溯先世。北朝墓志记载志主族源，屡屡可见祖述炎帝、黄帝或及其子孙（比如少昊、颛顼等）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西魏北周给汉人勋将赐与鲜卑姓氏。这些汉人在文化上呈现出“鲜卑化”面貌，但他们墓志却往往保留对原本汉姓祖源的认同。比如韦瓘，系出汉唐士族京兆韦氏，在北周被赐姓宇文氏。北周宇文氏祖述炎帝，而《韦瓘墓志》则将其祖先追溯至轩辕和颛顼，这正是韦氏家族认可的祖源。

　　十六国北朝“炎黄祖先”观念，不仅被汉人接受，更被诸多边裔民族接受。《山海经》《史记》已将一些边裔民族描述为炎黄苗裔，但毕竟出自华夏史家之手，是否为边裔民族族源记忆难以确定。但十六国北朝时期，诸多边裔民族自主认同了“炎黄子孙”身份。《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魏书》《周书》等文献记叙十六国北朝君主自诩炎黄苗裔。例如，匈奴赫连氏自诩夏后氏子孙，鲜卑慕容氏号称有熊氏苗裔，拓跋氏自称黄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号称炎帝神农氏之后。

　　以往研究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主要关注十六国北朝君主，对其他边裔民族、族群则关注较少。近期，我考察北朝墓志，发现诸多北方民族或氏族也祖述炎黄。就鲜卑族来讲，除拓跋、宇文、慕容外，步六孤氏、贺兰氏、纥豆陵氏、贺娄氏等鲜卑氏族皆自诩黄帝苗裔。匈奴人，除赫连氏祖述夏后氏外，独孤氏也自称夏后氏苗裔，而呼延氏、屠各刘氏则自称轩辕氏之后。除鲜卑、匈奴外，柔然、高车、羌等北方民族成员墓志，皆存在追祖黄帝现象。

　　甚至入华粟特人，也自称黄帝或帝喾之苗裔，比如东魏《安威墓志》、北周《安伽墓志》。墓志较诸史书，更能体现志主或其家属的心理认同。北朝墓志记叙祖源上溯至炎帝或黄帝，显然体现了诸多民族对“炎黄子孙”身份的认同，成为中华意识发展和“中华一体”凝聚的重要基础。

　　▲安伽墓志。（陈鹏供图）

　　记者：北朝时期，除被多民族接受为共祖外，炎黄二帝还有着怎样的地位？

　　陈鹏：十六国北朝，炎黄二帝不仅成为诸多民族的“共祖”，他们“人文始祖”的身份也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北朝民族融合和中华意识形成与扩大的文化基础。炎黄二帝被时人尊为“人文始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炎黄历史认同，将炎黄时代视作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北朝官修“国史”和“正史”，将北朝史视作《史记》《汉书》《汉纪》等“前代史”之延续；而以“前代史”为桥梁，北朝史可上溯至炎黄时代。各种官私史书叙述历史，也往往将北朝置诸炎黄以降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例如北周明帝即位，诏修《世谱》，即“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

　　除上述历史观念外，炎黄历史认同还体现在炎黄祖先叙事、炎黄正统观念和炎黄文明史观三个层面。炎黄正统观念，是指十六国北朝自视中华正统，按五德终始说赋予本朝德运，承袭伏羲、神农、黄帝以来的统绪。这是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纳入华夏历史序列，意味着“中华”的扩大。炎黄文明史观，即将各种典制和器物的制作追溯至炎黄本人或炎黄时代。这种观念自古已然，先秦两汉文献存在大量记载。北朝时人继承了这种史观，将农业、音乐创作上溯至炎帝，将历法、文字、乐舞、宫室等发明或定制归于黄帝及其臣子，认同炎黄二帝开创的中华文明。

　　其次是炎黄祭祀文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种是典型祭祀，即将黄帝等先代帝王纳入王朝祭祀体系。汉武帝祭黄帝于桥山，拉开了王朝祭祀黄帝的序幕，为后世继承。北朝因袭了这一做法，展现出北朝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二是配享从祀，指黄帝、炎帝在郊祀、五郊迎气礼等国家祭祀中，虽非主祭对象，但作为配享或从祀者，亦体现出时人对炎黄的尊崇。例如北周圜丘、方丘，以炎帝配享；北朝五郊迎气礼配祀“五人帝”，包括炎、黄二帝。

　　三是特殊祭祀。因被视作诸多典制器物的发明者，成为一些祭祀的主祭对象，例如，先农和大䄍祭祀神农，先蚕祭祀黄帝或其妻嫘祖，祖神祭祀黄帝子累祖等。北朝炎黄祭祀颇多采纳华夏礼制，正是中华意识形成的体现。

　　▲黄帝陵。

　　最后，炎黄政治文化。炎黄二帝尤其黄帝之功德和行事，受到后人尊崇和效法。炎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施行的典范和依据，形成一种政治文化。炎黄政治文化，影响到北朝的君主理想、正统天命、典制创作和政治运作等方面。例如，前秦苻坚对黄帝十分尊崇，羡慕黄帝“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提出要平定东晋，建大同之业，令天下一轨。再如，北魏孝文帝抬出黄帝立都故事，作为迁都洛阳的根据：“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北周则以黄帝征伐为依据，论证北周征伐北齐的合理性。

　　记者：十六国北朝炎黄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鹏：近来，石硕教授指出，“中华”一词产生于魏晋，本指中原地域或中原人士；经十六国北朝“胡入中华”，“中华”范畴扩大，兼容胡汉诸族，至唐代成为胡汉融合体的统称。北朝时期，炎黄二帝成为胡汉人群接受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始祖”，成为中华意识凝聚和扩大的重要基础。炎黄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各民族、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族形成共同的“中华”意识。

　　各族在炎黄认同下交往交流交融，互相吸收彼此文化，“中华”渐成包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为多民族大一统的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石。

　　隋唐以来，炎黄二帝“共祖”和“人文始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北朝鲜卑、匈奴诸族后裔，在隋唐时期仍维持炎黄子孙身份认同。

　　其次，突厥、薛延陀、葛逻禄、回纥、契丹、党项等北方民族，也接受了炎黄祖先认同。例如突厥王族阿史那氏，活动于北方草原之际，存在狼祖传说，但进入中原后渐确立起炎黄子孙身份。唐代突厥人墓志，不乏将突厥祖先追溯至黄帝或夏后氏（大禹）。例如《阿史那摸末墓志》称：“盖大禹之后焉，夏政陵夷，世居荒服。”再如建立辽朝的契丹人，亦自称“炎黄子孙”，认为契丹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一体”之成员。

　　最后，炎黄文化认同，自隋唐至明清，也得到各政权、多民族广泛接受。炎黄祖先记忆和文化认同，获得普遍接受，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意识凝聚和“中华一体”塑造，也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历史基础。

　　受访者简介：

　　陈鹏，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匡亚明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

　　监制|杨新华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写|齐子通

　　编辑|郭晖

　　制作|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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