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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射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这几句诗出自艾青的《吹号者》。回顾百年历史，诗歌一次次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扮演了奏响时代先声的“吹号者”的角色。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关头，汉语诗歌作出了许多回应，诗坛涌现出不少新趋势、新变化和新动向。

　　近十年，尤其是近三四年以来，诗歌围绕国家意志向心力明显增强了。这同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诗歌相比，是非常明显的变化。自“第三代”以来，诗人们普遍更注重个人经验的捕捉和表达，这一方面充分释放了诗歌的想象力，但同时也造成诗歌的疲软和雷同。近十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民生领域的许多变化，给予当代诗人以足够的激发，也足以改变语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具体说来，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一些青年诗人立足于自身工作岗位，对日常感受做了非常积极的描绘和抒发，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行业诗，比如马行的“石油勘探诗”、马飚和汪峰的“新工业诗”，等等。这些实际上拓展了主流诗歌的题材范围。其次，一些成名已久、资格较老的第三代诗人也转而尝试像民族团结进步、科技振兴发展等这样一些非常主流的话题。比如杨克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和《六维空间》《在华强北遇见未来》。再次，一些诗人在叙写主流命题时仍然保持了艺术的初心，他们的作品出色地把个人化写作和政治抒情诗结合在一起，为现代汉语诗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谢宜兴的《宁德诗篇》、张尚峰的《扶贫手记：恻隐之心》，这些作品当中有壮阔、有欢欣，同时也有非常动人的悲戚和辛酸。在新时代，诗人对于政治命题不再敬而远之，而是有了许多新的思考。“无论是写诗还是扶贫，都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有一颗巨大的悲悯与仁爱之心。”这话讲得十分简洁明了。

　　新世纪初，近十年来诗歌与社会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关系似乎要更加密切，诗歌的取景更宽广了。这具体表现在：首先，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意，不再把日常生活视作乏味，而是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的审美潜质，就是“发现平静之美、细软之美和日常之美”。这一点在女性诗歌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同20世纪80年代强调性别意识、注重自我觉醒和独立的女性诗歌截然不同。其次，对于生活来说，“深”和“浅”既是相对的也是流动的。这些年来连续出版的《北漂诗篇》，真切地提示了这一点。《北漂诗篇》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一样，呈现的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现代城市生活。

　　近十年的诗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想象和了解更加立体，也更加深入了，逐渐从工作、工资、工时等这些比较外在、刚性的东西渗透到情感、愿望、梦想等这些比较内在、柔性的东西。这些变化不光具有文学的意义，同样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伴随着近十年来的诸多重大变革和重大成就，不光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在发生变化，中国看待自己的眼光也在发生变化。当然，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人言人殊，其中当然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部分。如何处理纷至沓来的信息，怎样认识、判断、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这成了一些诗人思考的问题。相对应的，有人提出所谓大国写作的命题，并将答案寄托在长诗上。也有人对长诗、大诗写作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要避免落入某种俗套。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姑且概括为“旅外经验”诗歌，堪称代表的比如《槟榔屿》和《下南洋》。正如作品的题目所提示的，这些作品写的都是诗人在国外的所见所感，而且两部作品都有不小的体量。这些作品中，诗人们的心态值得重视，它同20世纪50年代初艾青出访苏联、写《宝石的红星》的那种心态不同，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人在纽约”大开眼界、大受冲击的心态也不一样。他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不卑不亢的友善、亲切，这当然和近十年来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紧密相关。其次，作品还体现出诗人们对异国文明的共情心和同理心。就像有诗人谈到的：“我切实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我们该如何定位自身，该用何种眼光看待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这对于思考何为大国写作是有启发的。所谓的宇宙意识、千古意识不能只照亮吾国吾民，还应上升到命运共同体意识上来。

　　回望过去十年间，诗歌已然吹响了向新时代进军的号角。展望未来，诗歌的前景和潜能都值得期待。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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